在内需不振，出口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约束的条件下，政府依靠投资来保增长也许只是权宜之计。长期来看，中国必须摆脱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已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承担旧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压力了。

　　主导权掌握在政府手里

　　中国经济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是世界奇迹了，有经济学家乐观估计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30年。笔者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能够适时转型，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当GDP迈上5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能够保持年均6%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错了。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其经济规模跨过4万亿美元的门槛后长期徘徊不前的原因，除了在痛苦地消化经济泡沫破灭之苦外，还有就是日本在技术创新上一直走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在技术创新上亦步亦趋，始终无法挣脱美国技术标准圈定的框框。而当美国在技术创新上陷于停滞时，日本经济也就缺乏增长动力了。

　　中国必须能够找到一种引致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这种动力其实就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能够释放权力，在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顺利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中国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消费冲动将会迸发出来。由此带来的GDP乘数效应将远超目前的投资乘数效应。

　　政府应避免成为转型的阻力

　　政府早在1995年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不过在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短期内难以被取代的情况下，这种转变在当时并不迫切。而现在转变的压力已经逐渐显现，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从操作层面来看，政府既是转型的主导力量，某种意义上也是转型的主要阻力。特别是在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恐怕也难以得到有效遏制，那些投资规模大，见效快的重化工业项目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偏爱。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对提供公共品的热情一直不高，而且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呈现过度下移趋势。目前，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主要落在县级财政肩上，这使得县级政府不得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

　　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亟需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但各级政府在普遍受益于要素市场价格的人为扭曲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之后，一般是不会主动放弃对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控制权的。尽管30年来的价格改革已经使中国目前的主要最终商品的价格大多数实行市场定价。但是，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投入品，如土地、劳动力、资金、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实行政府管制，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促使了以浪费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必须尽快破除制约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要加强法治建设，以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

　　做好经济转型的配套支持

　　适应经济的平稳转型，除了加强市场与法治以外，政府还必须为这种转型做好配套工作。

　　首先是要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上有突破性的举措。教育不仅是缩短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更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主要推动力。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GDP的5%，而中国只有3%。显然，中国在这方面的改进空间很大。政府应将新增的教育投资重点投向农村教育，另一方面，亟需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

　　其次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其实1993年中共中央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社会保障就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原则设计。但由于执行力不够，致使国企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迟迟难以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在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即便是在投入比例较高的2007年，政府在健康医疗、失业保障等方面的花费也只占GDP的2.4%。而同期巴西仅在健康医疗领域的投入就占据了GDP的4.7%。尽管中央已经决定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但是中央在这方面的转移支付有可能由于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使得这项民生措施难以得到落实。因此，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

　　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不能仅仅寄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送大礼”，而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还富于民，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以此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