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新总统就职典礼完成后，美国就将正式进入奥巴马时代。面对金融海啸袭击过后千疮百孔的美国经济，这位信奉国家干预主义理念的民主党总统已提出了一份全面的美国复兴和重建计划（ARRP），毫无疑问，这项巨额的经济复兴计划将决定美国经济未来若干年的走向。致力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复苏的中国，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将其作为重要的外部变量纳入考虑。

　　奥巴马计划似“新政”翻版

　　从2007年中期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第三季度演化成金融海啸，其间美国决策机构推出的相关政策大致有三大类，分别为：金融稳定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金融稳定政策主要由财政部的7500亿金融拯救方案和美联储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组成。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主要是大幅降息和定量宽松政策。受制于执政的共和党的不干预理念，除了2008年初的1750亿美元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外，财政政策在对抗危机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

　　共和党政府在危机中的糟糕表现给信仰干预主义理念的民主党上台提供了绝佳机会。奥巴马在竞选中，大打经济复兴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经过几番修改，奥巴马的ARRP规模已膨胀到8500亿美元并将很快进行国会表决。新的计划，除了包含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结构性削减外，还包括了大规模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新能源和新技术产业的支持，这一计划除了着力于拉动短期总需求外，还指向培育美国在长期内的竞争力，其内容与风格与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推出的“新政”颇为相似。然而两者在政策环境方面迥然不同，当年的美国是净债权国，而如今的美国是净债务国。

　　奥巴马上台后，这些政策将很快推行，美国政策基调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可以预料的是，其影响将波及全球。

　　新计划治标难治本

　　美国经济短期内面临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这是长期过度消费的必然结果。和金融机构“去杠杆化”一样，居民被迫缩减消费增加储蓄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去杠杆化”，并且这种“去杠杆化”更具基础性，对经济的影响更深远。

　　美国居民储蓄率从1980年代初期12%左右持续稳定地下降，进入21世纪时已降到2%以下， 2006年时甚至为负数。资本市场是储蓄下降的重要原因，股票和住房的持续升值使人们逐步抛弃了传统的储蓄形式。新储蓄形式是双刃剑，资产泡沫破裂后，面对迅速逆转的资产负债表，居民本能性地削减消费，重新回到传统的储蓄方式上。从股市暴跌40%和高达十分之一家庭成为负资产这些直观的数据，我们不难预料此次美国居民消费疲弱的程度之深和持续时间之长。

　　减税仍然是ARRP的重点，以期能托起总需求，但面对深度衰退的居民消费，这种做法效果如何令人担忧，即便它能成功，也无助于美国和全球经济长期矛盾的解决。此次金融海啸的发生，根本上是近年实体经济失衡性高增长的必然结局。目前美国的赤字问题丝毫未见缓解，反而可能会愈发严重，2008年美国财赤为4550亿美元，对GDP的比率为3.2%。2009年，如果加入ARRP计划，估计赤字额将高达1.6万亿，对GDP的比率将罕见地超过10%。同时贸赤短期也难大幅下降。赤字的直接结果是对外债务堆积如山，不得不靠国外资金流入来填平。

　　因为美元处于全球关键货币地位，贸易赤字和对外债务国的地位对美国来说并非异常情况，债务对美国和全球并不是洪水猛兽，可怕的是它的不可预测性和数量上的失控。失衡面前美国有两个选择：一是增加积蓄、削减赤字，巩固美元的长期稳定，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二是继续滥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肆意扩大“没有眼泪的赤字”，最终令美元成为废纸，引发全球经济无序调整。

　　眼下，奥巴马面临两难，如果选择前者，只会加剧美国经济的衰退，所以他只能是继续利用美元特殊地位向外国人告贷，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困难，长期性失衡问题暂时搁置一边。全球经济再平衡在美国那一端还没有实质性地开始。

　　中国主动调整别无选择

　　鉴于中国与美国经济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双方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各自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们不得不考虑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经济政策大的走向。

　　目前受到较多关注的问题是，民主党的新政府可能会在贸易和汇率问题上给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由于奥巴马在竞选前后对贸易问题着墨不多，外界尚难揣测中美贸易和汇率问题会在新总统期间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但保持警惕终归是必要的。

　　然而更值得讨论的是，在美国政府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无心也无力迈出实质步伐的情况下，中国该怎么办？诚然，一方多消费少储蓄，一方多储蓄减消费，中美两国携手解决全球失衡，将贸易失衡和资本流动降到可控范围内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着眼于现实，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自发主动地刺激消费，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也将间接对美国施加结构调整的压力，约束其不负责任的放纵行为。

　　中国近期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政策，但这些政策给人的感觉是更侧重于保投资和保出口，支持消费方面的政策，着力显得十分不够。一些刺激消费的建议被忽视，一些人不是从国民总储蓄层面出发，而只着眼于政府收支层面，以赤字过大为由反对推出更大力度的刺激消费政策。同时，还有很多人将经济快速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外需和房地产市场的回升上。上述情况，从短期看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落空，从长远看是有害的，因为它很可能将经济推向持续失衡的境地。

　　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性矛盾，就是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前者的结果是以美元向外输出储蓄，未来蒙受巨大的财富损失，后者导致经济增长波动过大。2004年，我们就决定要将中国经济增长转变到更依赖消费的轨道上来，高储蓄给我们转变提供了极佳的条件，危机又给了我们转变的压力，现在要做的是变压力为动力，主动、大胆、甚至激进地调整，如果摆脱不了对过往失衡性高增长的迷恋和怀念，我们将会为未来留下严重隐患，付出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