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关于社会的进步速度总是争论不休，有些人说太慢了，有些人说太快了。前者被认为是激进，后者被认为是保守，各种论战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从微观上看，双方也许都有道理；但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看，经济才是否具备社会变化的内驱力，才是社会变化的根本。不到时候，拔苗助长，自然不行；到时候了，你不让孩子生下来，连母体都要死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千真万确。

　　有人说上古时代的社会变化是靠道德推进的，我不同意。上古时代的社会转型——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是从杀死俘虏到取消活人殉葬开始的。

　　很多人以为原始社会，大家的日子很好过，随便到树林里就能打到猎物，我们的祖先除了整天烤肉吃就是唱歌、跳舞、性交、生孩子。错了。那时打猎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工具不行，人到底跑不过野兽，所以经常食不果腹。

　　部落之间的战争大多是因争夺狩猎地盘引起的，胜利的一方之所以把俘虏统统杀掉，因为每个人获得的食物不足以养活他自己。大家本就不够吃的，留下那些俘虏只能是累赘，有些部落甚至把俘虏杀掉当猎物一样吃掉。世界上多数民族在原始时代都是食人族。

　　随着新工具的使用，个人劳动所得有剩余，于是个体的人就具有了新的价值，与其杀掉俘虏，还不如留着他们，让他们当奴隶，可以从中获得剩余财富。从这一点看，奴隶社会中生命受到空前未有的尊重（人权确实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再是抓到就杀、就活埋了。为了增加劳动力，后来统治者连活人殉葬的制度也有所改变，原先活埋陪葬的人很多，后来逐步减少，直到取消。三代以后，很多地方用陶俑代替活人陪葬。

　　到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活人殉葬几乎绝迹。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剩余”，改变了人类杀人吃人的凶残陋习，进一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财富积累。这时，哪个部落人口多那个部落就强大，于是争夺人口就等于争夺财富，最终导致了奴隶制国家的出现。

　　同样，财富的积累必然派生出所有权问题。谁拥有了最多的财富，谁就可以号令整个部族。此前，谁身体强壮谁当领袖，部族也好，女人也好，看谁胳膊粗就跟着谁。财富积累出现以后，情况不同了。即使酋长的儿子不是最强壮的，只要他能够掌控财富，比如谷物，比如牛羊，比如兽皮，比如房屋，他就可以让奴隶们听从调遣，再强壮的个人也不能对付靠财富（那是生活的保障啊）纠集起来的群体。这时，酋长（如尧舜禹）即使道德再高尚，也不能不为新出现的这一重大课题寻找办法。于是乎，发生了三代的那些故事……

　　三圣的权力传递并不一帆风顺。多年来，大家都以为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传承是选用贤能、主动禅让，其实不尽如此。先说尧。《史记·五帝本纪》说：尧在授位于舜之前，曾经有传位其子丹朱的想法。《孟子》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因此而犹豫彷徨，但最后“终不以天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其实，这一描述并不完整。据《孟子》的说法，舜早就看出了尧想授位于其子的意思，起初采取了高姿态，并不争夺，以为尧不会那样。后来舜发现不对劲，于是一改韬晦之计，主动出击。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复掩塞丹朱，使不与相见。这说明，那次继承其实是一次宫廷政变。为此，韩非子说舜是“人臣弑其君者”。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型危机呢？说到底，还是因财富的积累而造成的。最高的地位等于最多的财富，这种诱惑越来越大，拥有权力的人再不想把这些好东西送给外姓旁人，即使那人拥有很高的声誉也不行。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转型并不和平，仅从权力交替上就能一瞥端倪。

　　在这里，读者千万要避免陷入一个误区：禅让就是好的，就是高尚的，传给自己的儿女就是不好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上古时代的行为，这并非对历史的麻木不仁，而是因为世袭制度确实代表了政治的创新与文化的进步。

　　再说舜。舜的儿子叫商均，商均想得到王位，可当时大禹治水有功，威望很高，舜虽然有心传位给儿子，但大禹不肯。大禹拥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劳苦功高的治水队伍，在当时就好比一支军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其中不乏像皋陶、有扈氏那样智勇双全的人物，而商均不过是个身无寸功的公子哥儿，也没有政治实力，结果是大禹接过了最高权力。这说明，当时的领袖们对禅让制已经很头疼，很想搞世袭，但一时还搞不成。

　　大禹的传位，照样充满了残酷的斗争。大禹的本来有意安排东夷的首领皋陶接任他的职务。皋陶不仅是大禹的忠实信徒，也是一位酷吏。《左传·召公十四年》引《夏书》说皋陶之刑有昏、墨、贼、杀四种。从痛打一顿到处以极刑，十分残酷。皋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奉行思想专制、设立言论罪的人，也是第一个搞个人崇拜的人。

　　可惜皋陶命不好，还没上台就死了。于是大禹便把位子让给了他的儿子启。皋陶的儿子伯益（伯翳）不服（可能怀疑其父受了秘密迫害），和启展开斗争，最终启接管了禹的权力。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世袭。世袭制度的产生说明私有制已经从家庭和社区层面上达到国家权力的层面。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度彻底死亡，奴隶制社会开始了。

　　世袭制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新。奴隶制确定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梯。假使一个民族还在原始状态，大家饿了就去打猎，吃饱了就晒太阳、跳舞、性交、互相捉虱子，社会将无法前进。其次，世袭制促进了国家的形成，一个全新的、靠财富保障维持的行政体系出现了。财富的积累欲望产生了效率概念，生产工具得到改进，甚至出现了手工业和工业，比如采矿和冶炼。《墨子·耕柱》对此就有详细记载。当时最重要的冶炼器物，一是鼎，一是兵器，前者用来区分尊卑贵贱，后者用来征服反对者。

　　奴隶制创造了伟大的文化。我们如今见到的很多精美玉器、青铜器、甲骨文，几乎都是奴隶制时期出现的。可你是否注意到，我们至今还没有见到原始部落的文化遗存。为什么？因为那时没有剩余价值，吃都吃不饱，还有什么闲心去琢磨玉器！从狭义上说，没有奴隶制，我们大概还是野人。广义上说，经济形态的转变是一个社会必然发生变化的基础条件，急躁也没有用，故意拖着社会的脚步不走，也不行。

　　当某种经济形势发展到足以改变制度的时候，你想不变化都不行。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这不等于消极等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精神是对的。但是，需要一万年做好的事情，绝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完成，推迟或提前一段时间是可能的，但一定要具备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生命才能成功。

　　沙漠上的胡杨树，种子成熟了，迟迟不肯落下来，可是一旦大雨来到，河流水涨，它们便飘飘扬扬落下来，只用七秒钟的时间就能生出根须来，生命的算计多么准确！想到这一层，你就不会过分急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