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

　　[美]迈克尔·舍默/著

　　闾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假设有十个孩子跑到铁轨上玩耍，九个选择新铁轨，一个选择旁边的旧铁轨（没特殊情况基本不用）。孩子们玩得正开心，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朝着九个孩子的方向失控撞去。这时，你会扳动道岔、把列车引向只有一个孩子的旧铁轨吗？换个假设场景，失控的火车又一次呼啸而来并即将撞死前面的九个孩子。你会把身边的一个大块头男人推到轨道上，让火车因为撞死他而停下来吗？同样是为了九个，牺牲一个，但大多数人会对前者说“会”，却对后者说“不”。两种假设情境的道德计算相同，从逻辑上说答案应该一样，但为什么我们的感情却不这么看呢？

　　在《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里，《科学美国人》专栏作家迈克尔·舍默博士把每位读者都置于这样的“极端悖论”之中。作者对经济学与生物学、心理学之间的碰撞把握得十分自然顺畅——理论不再是空洞死板的标题一二三，其讨论的深度则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心中关于公平、正义等道德感的进化论根源、生物学意义以及行为心理基础。在舍默看来，我们之所以会陷入前述的矛盾、不安、以及无所适从，正是因为对于人类而言，与自己一般无异的活生生的“人”和冷冰冰的“扳道岔”截然不同。在进化的设计下，我们看重人多过“非人”，看重亲属多过非亲属，看重朋友多过陌生人，看重圈内人多过圈外人，看重直接行动多过间接行动。“这些直觉感受到的差异和道德本能，反映了一种我们在数万年间进化出的理性计算”。

　　在舍默看来，要取代业已存在并被广泛接受的事物，必须克服个人和历史的惯性；技术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是根据功效和历史来锁定其形式与功能的，并不是单靠“是”、“否”、“最”、“优”来决定的。于是，要科学地解释上述问题，我们应当用进化论阐释人类经济怎样从“捕猎——采集”进化到“消费-贸易”，即回答“市场是怎样产生意识的”；然后我们应当用心理学剖析人类大脑怎样从适于这一经济形态转变，即回答“意识是怎样在市场里运作的”；最后我们才能驾驭“经济学、生物学和心理学大碰撞”，研究道德情感怎样进化得让公平、互惠、交换、贸易与信任在不断的良性循环中得以发展，即回答“意识和市场是怎样形成道德的”。

　　比如某个银行家，有笔可供借贷的款项，如果借给信用纪录差的人，他冒的风险太大，那些人很可能会不还钱，弄得他破产。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局面：最需要钱的人，信用风险都很大，因此得不到贷款；而最不需要钱的人，信用纪录最好，因此能得到贷款。这就呈现出“富者愈富”的局面。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把这称之为“银行家悖论”，并将之应用到更为深入的进化问题上：我们该和什么样的人“深化”友谊？舍默认为，这“类似于我们原始人祖先要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适应性问题：倘若一个原始猎人处于急需援助的境地，他的‘信贷风险’就变大了，出于这个理由，他很难获得援助。”如果我们把生活看成是经济学，又如果我们把能帮助别人的东西都看成是资源，那么，按照“银行家悖论”，我们必须评估相关人等的信贷风险，做出艰难抉择。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利他主义是这里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或者，更技术化地讲，为何利他行为降低了我们自身的“繁殖成功率”、同时提高了他人的“繁殖成功率”呢？“标准理论为利他主义提供了两条进化道路：选择亲属和互惠利他。帮助自己的亲属，帮助愿意回报我们的利他行为的人，等于是我们在帮助自己。”舍默由此推断，进化选择了那些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的人。

　　当然，这有个限度。由于资源有限，我们不可能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评估信贷风险，信用风险的差异随即产生。这就再一次出现“银行家悖论”，仍然是最需要援助的人最难获得援助。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酒肉朋友”可能会假装出利他的样子，等真正处于恶劣环境时，他们根本不帮我们的忙。而真正的朋友，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深切关心我们的安危。环境越是糟糕，拥有真正的朋友就越重要。

　　市场同样是不断进化的，随之进化的，还有人的行为，而这些进化的行为让市场具备了某种“心理”——舍默所提出的这一解释经济行为的全新方式，事实上将复杂理论、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和道德经济学等大量互有关联的前沿科学理论成果“统统划到演化经济学的范畴，也即把经济看成一套不断进化的复杂适应性系统来研究”。当下，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舍默即将开创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但他将经济学与生物学、心理学的融合在一起碰撞、探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经济行为的方式，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正如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这两位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年开始研究“前景理论”时，谁能预料到他们会有后来的斐然成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