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自出现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大国的兴衰更替。追溯历史，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700年前的中国是地球上最富最发达的国家。大约在公元1000年，中国人改进了磁铁罗盘并用于航海；公元1045年，中国人毕昇开始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开封是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在宋代，这里是首都，有上百万的人口，相比之下，伦敦仅有1万5千人。

　　为什么辉煌如过眼烟云？为什么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没能保持领先者的优势，反而被欧洲国家赶上，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在200年前开始越拉越大？虽然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从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就为国家的复兴付出不懈的努力，为什么他们以失败告终，而只是到了共和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开始收敛？

　　今天全球都在关注，这种收敛的势头能否持续？中国人能否重返富国之列？

　　研究显示，在19世纪早期，中国GDP的总量大约占世界的30%，到了20世纪初，该比例迅速跌到13%，到了30年前改革开放的前夕，甚至还不到5%。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又回升到大约15%。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以GDP总量衡量的中国经济业绩主要是由于众多的人口（目前是13.2亿）。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是世界的1/3，20世纪初是1/4，现在大约是1/5以下。然而就人均GDP而言，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以下。可见，即便是与自己的历史地位相比，中国还有相当的距离。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2006年，世界GDP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美国（13.8万亿美元）、日本（4.3万亿美元）和德国（3.3万亿美元）。中国以3.2万亿美元超过英国的2.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然而，中国GDP总量后面掩盖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贫富鸿沟。因此，当人们在前进道路上庆祝胜利的时候，同时也必须看到所面临的挑战。这种趋势如不扭转，则意味着扩大内需的良好愿望多半只能是愿望而已。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有过一句诙谐但意义深远的话：“生产力什么都不是，但是从长期看它几乎什么都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反映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才是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

　　如果说提高人均收入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么人为扭曲的收入差距将使经济雪上加霜。因为消费的不足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醒过人们：牛奶倒在海里只是危机的表象，深层的原因是劳工的贫困，不论是在绝对还是相对的意义上。这是逻辑推理的使然。在经验世界中，如果人们暂时看不到供应过剩的表象，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的解释是：市场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如果还有国际市场的话。这是列宁对马克思理论贡献的核心所在。借助他们的逻辑，可以推出什么？就中国经济的目前重出口轻消费的结构而言，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是劳工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其生产力增长的速度不相匹配，这时如果国际市场出现紧缩，中国经济势必加剧供大于求的矛盾。目前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已从2001年的20%迅速增长到今天的40%以上。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一个教训是，虽然国际市场是存在的，但是部分是被虚拟的“财富效应”夸大了。尤其对转型经济的大国而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内需的重要性凸现，必须警惕国家资本主义幽灵的出现。13亿人的市场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是，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几亿农民工及其他们的家属在创造了巨大产出之后，他们自己却未能获得与工业化进程相匹配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未能转化成城市居民，产生有效需求。在人均GDP达3千美元阶段，世界平均城市化率是55%；而中国目前只刚过1/3。根据克鲁格曼的计算，中国目前依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4%，与1975年的韩国类似，即使墨西哥产业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

　　可见，在致富的马拉松赛跑上，让中国民众进入世界上富国之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跑，我们还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在国际层面理顺国内外市场，在国家层面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反垄断以及在企业层面增强公司的自主能力。如果说，制度安排或是利益的冲突或是利益的妥协，前者为恶性，后者为良性，那么从长远计，上述问题的最终出路，或者说是更有效的方法，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切实进行以人为本、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安排才是实现良好愿望的可靠的保障。(摘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