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连发生在南方的劳资纠纷成了一道分水岭，它意味着长期以来以压低劳动力价格、忽视环境与资源成本来维持的廉价“中国制造”模式面临考验和转变。

　　加工制造业不会大量转移

　　频繁的劳工纠纷和加薪潮带给市场和政府的一个共同担忧是：中国的加工制造业是否会出现大量转移？

　　如果比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这种担忧的确很有根据。数据显示，在越南，从事最简单工作的越南劳动者，在2008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400-500元。印度的最低工资比越南稍高，但明显比中国低。而孟加拉的最低工资则比越南要低很多。在此轮加薪潮之后，中国的最低工资已超过了周边的很多国家。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其最低工资水平都比中国低。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将集中在低端、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业环节。香港工业总会近期的一次调查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部分或者全部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

　　不过，大规模产业转移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类似富士康、本田等外资厂商，他们在广东不仅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而且多年来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产业集聚环境。生产部门的转移不是说转就能转，也不会因为一个单一因素的变化就完全撤离。一些外资研究机构也认为，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出口商不太可能将工厂迁往他国，因为中国具有物流、产业链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

　　富士康近期放话，有意将中国工厂转移到其他地方，因为在中国的压力太大了。不过，这恐怕更多是一种公关策略，以富士康这样的代工规模和代工产品的特点，在全世界都难找到像中国大陆这样的大规模代工基地。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也认为，企业主担心美国人将生产订单大量转移到越南、印尼等国，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还相对落后，他们劳动力市场也不如中国”。谢国忠估计，目前中国的代工模式，即使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也还是能够维持的，而且今后10年也不会被其他国家取代。

　　此外，即使有一些工厂搬到其他国家去，这对中国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一方面，中国不能把全世界的制造业一口都吃完了，部分工厂搬出去，对世界经济平衡有好处。另一方面，迁移出去一部分低端的产业，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必须的，可以腾出资源来发展相对高端的产业。

　　应积极培育国内市场

　　廉价“中国制造”时代的转变，在市场上会不会对中国形成实质性的冲击呢？这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来分析。

　　在国际市场上，长期以来享受着廉价“中国制造”的好处，以至于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输出通缩之源”，拉低了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很长时间内，不能提价几乎成了中外企业的共识。但以加薪为代表的成本上升，会不会让国外市场放弃开始变得“昂贵”的“中国制造”呢？

　　有研究认为，在中国制造的价值链中，劳动力成本只占总体生产成本的约1/3；而西方商品的最终零售价是中国出口价格的3-4倍。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占西方最终零售成本约8%-9%。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番，西方的最终零售成本只需提高8个到9个百分点即可。以此来看，国际市场的消费者有能力接受成本的转嫁。

　　对国内市场而言，未来的市场环境建设和政策调整应该是政府关注的重点。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关注出口，关注对外部门，而国内市场被普遍忽视。反映在市场环境上，对外经济部门的环境较好，动作规范，交易成本很低；而国内市场则严重缺乏规范，市场混乱，交易成本很高。

　　在“中国制造”成本上升的同时，中国内需市场也迅速增大。中国的定位正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许多外资已经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并已经开始转变。根据商务部的数据，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外资的内销比例在不断提高，现在29万家外商中，占比63%的产品要销售到中国市场，出口仅占37%。国内最新一次对1500余家在华外资企业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跨国公司继续选择向中国大陆转移，而主要原因首先就是巨大的国内市场。对于很多外向型企业来说，未来向中国市场的转型是必然的事。

　　打破国内市场的各种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应该成为中国政府今后的重要任务。我们在与许多内资和外资沟通时都了解到，他们在中国市场最希望得到的不是各种税收优惠，而是良好的投资环境，比如希望市场环境可预期、透明度以及法制化等。

　　如果国内市场环境建设能够有成效，将会有效地抵消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仍然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同时有助于国内外向型企业向内转型，而这与中国结构调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作者为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