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6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天津拉开帷幕。此次天津会议，是为预定于今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成果作准备。

　　按照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坎昆会议应该就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森林、透明度等问题取得进展。天津会议能否取得进展，对坎昆会议的成果显然有重要影响。全世界因此对这次会议寄予期待。

　　然而，气候谈判一如天津近日的天气，“晴间多云”。

　　谈判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的核心立场一直是淡化、重新解读或否定这一原则，在否认发达国家继续率先减排义务的同时，要求发中国家承担大大超出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的义务，这实际是要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持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发展优势；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无约束排放温室气体，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几倍甚至几十倍，且当前人均排放居高不下，应当对气候变化承担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与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巨大的分歧，导致谈判两年没有实质性进展。

　　在要不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核心矛盾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几个主要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减排责任分担上，发达国家强调共同的责任，淡化有区别的责任，要求所有国家都应当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甚至对发展中大国提出量化减排要求；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坚决捍卫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权利，强调不会接受以延续自己的贫困状态为代价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必须对其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负责，承诺进一步减排。不同的认知，带来的是令人尴尬的现实：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目标落空，美国甚至至今不愿承诺与其他发达国家“可比较”的减排目标。天津会议谈判的艰难，可想而知。

　　在援助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一再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但却是虚多实少。在《哥本哈根协议》中，发达国家承诺，不超过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援助资金，并承诺在最近3年每年拿出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然而，尽管联合国官员声称“今年已经筹到约280亿美元启动资金”，但据南方中心监测结果显示，这些资金多的是发达国家将原来的发展援助资金改贴了气候标签。3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尚且不能兑现，何谈今后每年1000亿的资金？天津会议，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引人关注。

　　在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MRV)问题上，发达国家要把核查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要审核其发展规划和碳路径。尤其是伞形集团（即除欧盟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一直强调这个问题，要求对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在内的国家都MRV——不仅资金援助项目要MRV，而且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项目也要MRV。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尽管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妥协，将“三可”审核改为“国际磋商与分析”，但发达国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一再出尔反尔，让人对天津会议取得成果不敢奢望。

　　20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找公正合理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途径，并已形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三大成果。尽管气候谈判前路多舛，但地球人都期待，全球国家终将为共同利益而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