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会议日前在韩国庆州闭幕，会议确认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投票权，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拥有份额将升至第三位。国际储备货币问题，向来备受关注。因此，替代储备的构想对小到个人资产，大到全球货币体系、世界经济的意义,值得每个人，当然也包括金融战略家们重新进行思考。
共同货币势在必行
过去的二十年中，发达国家累积了大量的债务，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严重的流动性失衡，无论在物理系统还是在金融系统中，只要存在结构失衡就会出现系统的动荡。
那么究竟问题根源在哪？其核心原因就是货币成本太低，借钱太容易了。第一次借钱太容易的情形发生在2000年高科技与互联网时代，市场孕育出了惊人的市梦率，也最终带来了泡沫的破灭。而现在的货币危机则源于911之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和滥发纸币的模式。近十余年来美国都靠“印纸币换取实物，用消费代替发展”的经济模式，长期依赖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品。这次美元的量化宽松，确实是把美元“贵出如粪土”。长期以来，这两个国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恐怖平衡”，它意味着货币系统的问题。
因此美元而非人民币才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症所在。美国的双赤字和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导致美元价值不断下挫，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应该从美元的被动买入者那里寻找，而应该从美元的主动印刷者那里寻找。当主动印刷的纸片儿不能再成为可信赖的储备时，国际社会必然要提出替代储备，用共同货币来代替一个一国强权的货币。这种共同货币没有人民币体系的加入是不可运转的，没有欧元这一成功运行了十余年超主权货币的加入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欧、美、中、日几大币种的合纵连横中由“欧中一体”推出“共同货币”取得成功是大概率事件。
共同货币的储备货币功能
共同货币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提供价值贮藏功能，考虑到美元这一主权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国家财富的流失，因此人们需要寻求一个超主权、不贬值、稳定的价值储藏载体。简略地说，财富储藏这一概念的核心要素是“既存价值+远期变动价值”，逻辑上讲，既存价值体现了货币的商品属性，它既是劳动价值论的倡导者所说的劳动价值的体现，也是经济学本身所描述的即期消费者支付的货币价格，而远期变动价值则反映了货币的信用属性，它描述了货币利率套利。如果建立了这样的共识，则通兑性的含着超主权道德认同的“共同货币”必然要从系统中留一个子模块来承担“厚德载物”的实在概念。
此前，黄金作为金融属性最强的商品一直独占这一特殊地位。黄金价格的暴涨反映了投资者对当前国际金融形势的紧张情绪，而一旦黄金恢复到它应有的货币地位，也就是最终货币的一种形式，那么随着对其需求的持续上升它将不仅对美元升值，同时对其他货币升值，包括欧元和英镑。对于黄金而言，各国央行也许会回到美国抛弃金本位之前的观点，那就是黄金不是一种普通商品而是另一种货币。
如果世界最终总是要选择一个主要的共同货币制度，那么解决诚实而公正分配财富和发展机会问题就摆在人们面前。黄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在未来可见的时间内，都是人们相信的真实财富和最后支付手段，根本上是因为黄金是价值储藏者。财富的实质是人们通过劳动或智慧所创造出的产品，货币财代表着对这些创造成果的“索取凭证”。最终这种索取凭证被要求兑现为人们相信的财富或财富理想形式时，它能够完好无损地获得其他人的对等创造成果或价值，那么这种索取凭证就是优质或诚实的“价值尺度”。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急转弯”回到金本位的货币安排，人类也需要时间来发现最优的共同货币到底是什么。信用货币安排和金本位之间的鸿沟需要得到“弹性之桥”的填补。
共同货币如何走向“共同”
“共同货币”的本质是现有货币的一揽子组合还是一种新发行的货币？如果“超储备货币”是一揽子现有货币（如现在的SDR），它所满足的多样化需求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使用现有的货币实现。这就是SDR被讥讽为”I Owe you nothing when”的实质，因为它没有价值。但“共同货币”则不同，它也可以通过发行新货币产生。这种新货币要么对任何现有主要货币永不贬值，这意味着它的供应将受到严重限制；要么按照预先指定的规则发行，为确保国际流动性供给可以对现有货币贬值，但对汇率波动和估值亏损提供的保护就变得有限。
这些并不是新问题。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储备货币的问题，他指出目前的流动性安排是不稳定的根源，并可能造成危机。他也特别提到了“特里芬难题”，由于美元是主要储备货币，国际流动性供给依赖于美国具有足够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是这种赤字本身会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和不稳定。周小川建议，加强SDR的作用和地位以及设立“超级储备”货币的长远目标。
中国稳定的政治、巨大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已经足以支持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缺少一个历史契机来迈出这一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金融工具来弥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短缺，塑造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基础，迎合国际社会对超主权货币的需求。
（作者系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执行董事中国资产管理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