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月的G20央行行长和财长部长会议召开前，美国财长盖特纳曾提议各主要顺差国和主要逆差国制定一个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GDP4%以内的目标。由于各国分歧较大，特别是受到一些对外需依赖较大的国家的抵制，这项提议没有出现在最终的会议公报之中。

　　对于中国等顺差国来说，接受一项来自外部、带有某种压力性质的建议在感情上确实有些难以接受。而为了避免将外贸顺差与当前敏感的汇率问题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策略，冷处理该项建议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理性出发，从中国自身利益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出发，制定一个顺差调控目标并非一个坏主意。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动力不均衡，外需担当的角色过于吃重，内需相对不足，而内需之中，又过分依赖投资，消费显得不足。第二方面是分配问题，居民、企业、政府之间以及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都存在严重的失衡。第三方面，整体经济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出现失衡，当期消费不足，储蓄率过高。这三个方面的失衡互为表里，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以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持续较高为特征的外部失衡，不仅是国内一系列结构失衡的显性表现，而且是引发外部经济摩擦的重要源头。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逐步攀升。在2003年开始的经济增长周期中，顺差占GDP的比重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在2007年和经济增长周期同步达到顶峰，其时这一指标超过10%。在各大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史上，这一比重也属于比较少见。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快速萎缩，中国实行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主攻内需，这一比率才开始有所下降，2010年上半年这一比率下降到4.9%。

　　长期以来，我们十分倚重外需来推动经济增长，国民对于顺差也多持正面态度。对顺差提出警告的人，也大多着眼于避免汇率和贸易纠纷这一层面，其实，持续过高的顺差比率，最大的问题是严重的福利损失。持续顺差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长期看，有一点是最根本的，那就是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快于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这个最大、最核心的基本面决定了如果不在汇率以及经济其他方面进行调整，顺差几乎难以避免。这个最大的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未来存在持续升值压力，过多的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使外储难以避免遭受重大损失。因此，最佳的应对就是减少或放慢外汇储备的积累，使其不要超过缓冲外部冲击所需要的水平，而减少外汇储备积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避免出现持续且过高的顺差。

　　近期，随着美元汇率下跌，人民币存在对美元升值的巨大压力，外储账面损失难以避免。舆论不断炮轰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却很少人去反思导致外储损失的真正根源。短期看，美元贬值是受美国国内货币财政政策所推动，但从长期看，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是基于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差异这一最根本的经济基本面，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这种大背景决定了贸易顺差及其累积的外汇储备并不能带来国民福利的增长，顺差增长很可能是负福利。因此，从长期视角看，将每一年度的外贸顺差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甚至逐步缩小，是避免国民经济福利出现重大损失的治本之策。

　　国内的舆论很早就认识到了减顺差的重要性。2005年，商务部就表示减顺差是工作目标之一。近两年，中国政府也多次表示不刻意追求顺差。在近期的IMF会议上，央行副行长易纲甚至表示，中国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把贸易顺差降低到4%。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顺差问题是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状。也即是说，顺差可以作为衡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成效及国际经济失衡是否改善的一个最重要标准。然而，降顺差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经济结构方方面面的调整。虽然今年顺差占GDP比重出现较大下降，但这只是反周期内需政策的一个附带结果，国内始终存在着将增长动力导向外需的力量。一旦国内反周期政策结束，或者国际经济形势好转，顺差比重会出现相当大反弹压力。笔者认为，为降低顺差制定一个可行的指导性目标，将其列入“十二五”计划或者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有助于将降顺差的努力落到实处。

　　大多数人都知道通胀的危害，但是一旦要真正着手治理通胀实施某些紧缩措施时，又总会遇到一些舆论的干扰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抵制。在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出通胀控制的目标，显然有助于统一认识，排除干扰，有助于通胀控制任务的完成，其效果已经十分明显。与之相类似的是，尽管控制顺差的重要性已为一部分人所认识，但真正落实起来仍然困难重重，阻力既来自部分人的传统思维惯性，也来自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维护自己利益和显示政绩的动机。通过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定一个顺差控制的中期乃至长期指导性目标，既有助于统一认识，排除干扰，也有助于政府自我约束，克服机会主义冲动，促使其采取综合性对策（汇率只是其中之一），来完成这一目标，以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