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的QE2与奥巴马民主党中期选举大败是近期美国政经新闻的核心主题，这两件事将会对后次贷危机时代的全球化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保守主义势力抬头，尤其是茶叶党运动兴起，很可能让美国在全球化中扮演更为保守的角色。

　　所谓茶叶党（Tea Party）运动主要是指一些保守的民粹主义者利用后次贷危机时期的高失业、低消费等生活质量下降阴影，向公众灌输仇视全球化的简单逻辑。如华尔街全球化转移了美国国内资金、大量廉价非法移民进入抢夺了本土居民的工作、利用新兴市场廉价劳动力分流美国就业机会以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输入廉价商品击垮美国中小企业等等。

　　这些政治工具正日益从共和党向民主党扩散，甚至中国已经成为两党中期竞选最主要的“公共敌人”。有人认为，中国问题只是政客竞选的“工具”罢了，选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但别忘了，这次危机造成的痛苦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高失业、低消费的难题可能会折磨选民和政府很长时期，促使群体意志发生变化，进而对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从中分享到最大的利益。但是，华尔街全球金融扩张、跨国企业转移制造业基地、国外商品返销的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则主要得到信贷放松和廉价中低端商品的好处，次贷危机爆发后，公众发现全球化并未为其带来实质性的好处。相反，失业率高企、个人消费能力下降等损失太大。因而，爆发排外、封闭的群体情绪就不难解释了，而政客正是在利用这些情绪打击竞争对手。可悲的事实是，绝大部分两党议员的政治献金都来自从受益全球化最大的大型企业金融机构，这些企业目前也倾向于利用美国政府给新兴市场更多压力来换取市场资源。

　　从根本上说，现代经济基础在于现代企业制度和技术创新。随着新兴国家日益吸收制度和中低端技术，传统欧美日发达经济的唯一优势就是高端技术创新能力。事实上，即便在这些国家，真正拥有高端技术创新能力的也仅仅是少数。绝大部分普通公众之所以能够享受远高于其它国家数倍、数十倍的收入，实际上是搭上了少数创新者的便车。也正是因为传统发达国家体系的公众享受了太多的收益，他们的相对竞争力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自然难以与新兴市场国家抗衡。在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时代中，资本弃之而去在所难免。此时发达国家体系的局部民主制度产生了对整个人类进步的“负外部性”，发达国家的民主体系实质上成为了封闭、狭隘的少数全体（发达国家与整个人类相比）利益保护器。

　　事实上，数据也正在越来越支持这一倾向。11月5日，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经合组织(OECD)共同发布《二十国集团投资政策报告》。报告中提到2010年第二季度G20国家保护主义急剧上升，流入G20的FDI与上一季度相比下降了36%，全球投资流动同期下降约25%。受其影响，2010年G20以及全球FDI流动总体上可能会处于停滞状态。除此之外，仍以发达国家作为主要基地的跨国企业为转嫁来自公众的民主压力，也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和市场开放的压力。

　　但实际上，发达国家要想从根本上扭转贸易逆差，必须加大技术出口的幅度。因为不论市场如何开放，新兴市场在中低端产品上的优势也是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除非其大部分公众愿意放弃高收入。

　　全球化的主旨在于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技术充分扩散，以实现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整个人类产出提升和福利增长的良好结果。但发达国家阻碍技术分享，全球化面临更多冲突，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将要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美国用货币转嫁危机与实体经济停止外移。或许新兴国家要更多地依靠自身力量来实现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　　（作者为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