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本报评论员

　　眼下，“让人民幸福”已成为庙堂和民间共同追捧的热词，这是最近几年来继“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之后，又一个高调跻身我国政经领域的热力词汇。从两会代表、委员的热烈建言和民众的激情呼应合二为一的层面观察，承载着改善民生之厚望且寓意美好的“让人民幸福”，有望成为“十二五”期间的施政口号。

　　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正在成为我国领导人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共识——从温家宝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的民生感言，到各级官员屡屡提及的“幸福指数”，即可见一斑。刚刚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十二五”规划草案纲要，也令人瞩目地提出了“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其中的十项举措，彰显出政府致力于改善民生的极大决心，绘制了一幅“幸福中国”的远景蓝图。对此，各方均作出了积极而充满期许的解读，甚至国外媒体也大多赞誉有加。

　　然而，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愿景和现实之间总有距离，决心和目标之间不能划上等号。证之于史，那种口号动人、理想高蹈，但最终无功而返的施政往事，并非个别。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均在于执行力欠缺，譬如2010年之前屡战屡败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就是殷鉴。“让人民幸福”的愿景能否实现，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执行“改善民生行动计划”给不给力，正是关键所在。

　　为了拿出更多的力气、心智和财富来改善民生，国务院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做“减法”，将“十二五”期间GDP预期增长目标调低至7%。这一举措得到了主流民意的大力支持，一些地方政府也表示将下调本地GDP未来增长预期。然而，在举国上下“告别GDP崇拜，让人民幸福”的呼声中，仍然传出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对2011年27个省市GDP预期增长目标的统计显示：10%以下的只有4个地方，12%以上14个地方，13%以上3个地方；追求增速而不是转变仍是不少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注意到，目前，各地正在兴起的按照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投资的势头，比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的“洋跃进”还要猛。由此可见，GDP崇拜和投资依赖症仍有相当市场，如果这种偏颇不能够及时和有效地予以矫正，势必将影响到“十二五”期间经济转型的成色，以及改善民生行动计划的落实。

　　事实上，对于既定的施政纲领或口号，我国各级政府并不缺乏执行力。要害在于，各级政府的执行力，经常受到各种惯性思维和利益集团的掣肘，其分寸和指向由此被选择性或投机性运用；这一特点，在环境保护和房地产调控等问题上，已经有过充分的体现。因此，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敦促并监督各级政府认真执行改善民生行动计划，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任。而要达致这一目标，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制定以国民幸福指数（GNH）为中心，至少是GNH与GDP并重的官员考核体系。尽管国务院改善民生的决心之大前所未有，但是，在重塑官员的政绩观方面，革故鼎新的力度仍嫌不够，这就导致在目前的官员为政考核体系中，GDP表面上从核心地位隐退，实际上仍在“垂帘听政”的地位；因为除了GDP，目前还没有出现新的核心。所以，应该尽快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民幸福指数，并将它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中，并赋予较大或至少不低于GDP的权重。官员们只有切身感受到GNH带给他们的好处，才会割舍对GDP的既有迷恋。

　　其二，对于执行改善民生行动计划不力的官员，实行问责制。对于各级政府官员们而言，改善民生，让人民幸福绝非某种恩赐或道义，而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或使命。这是现代政府赖以安身立命的契约根基，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因此，改善民生有成效，提升了国民幸福指数的官员才算执政合格；反之，则为不合格，理应被问责，甚至被惩处。

　　幸福是不会主动来敲门的，尽管当下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以《幸福来敲门》命名。如果说，人生的幸福要靠每个人的努力来争取，那么，人民的幸福，也要靠全体国民的努力才能实现，代表民意的全国两会，正是人民借以努力提升自身福祉的最有效的渠道。中央政府已经顺应民意，提出了措施扎实、指标清晰的改善民生行动计划，期待两会代表们借此东风，顺势而为，提出有利于敦促各级官员认真实施改善民生行动计划的议案，让缔造“幸福中国”的执行力不折不扣地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