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本报评论员

　　“3·11”大地震给日本造成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让日本的经济复苏前景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此次大地震带来的祸患，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全球多位经济学家预计，此次大地震给日本造成的经济损失在600亿至1200亿美元之间，不过，经济学家们也指出：9级强震只是伤害了日本经济的表皮，并未真正重创日本经济的筋骨；假以时日，日本经济将重振雄风。日本经济顽强的生命力令人感佩，而造就这种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便是日本经济结构的“防震抗震”设计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日本这种充满忧患意识和先见之明的做法，很值得中国学习。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在强烈地震这一可怕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还是显得脆弱无力。这一冷酷而严峻的事实，逼迫人类在建设家园、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地震有可能带来的破坏。日本正是这方面的佼佼者。由于在产业布局、房屋修建、危机管理、国民教育等方面精心设计，重点投入，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扛过了地震的袭击，并始终捍卫住了其经济强国地位。

　　正是因为如此，尽管“3·11”大地震重创了日本，但世界对日本医治震伤之后的经济发展前景依旧看好。

　　可以设想，如果里氏9级地震（其破坏能量相当于汶川地震的30倍）发生在中国，以同等人口密度和类似经济区位的地震发生地比照，其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房屋垮塌数量，将远远超过日本。而如果强震是发生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其造成的损害更是无法估量。这种假设并非耸人听闻。

　　据中国地震专家刘杰介绍，全球现有的地震资料最早只能记录到110年前，从那时起到现在，全球平均每年发生18次里氏7级以上地震、1到2次里氏8级地震、200多次里氏6级地震。从2004年印尼大地震起，地球就进入了一个强震相对活跃的时期，此后发生了多次里氏8.5级以上的巨震。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是发生地震最多的大陆国家，而中国东部经济地带和日本一样，处在全球地震最活跃的环太平洋地震带边缘或附近。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和刚刚发生的云南盈江地震，一再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如果以大地震为假想敌来自省，则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体系存在多处弊端，在此略举几项：

　　其一，中国的发达产业、高端人才和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地带，如果该地区发生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中国建筑业监管不力，从业者鱼龙混杂，所建造的房屋多数没有考虑抗震因素，质量堪忧；

　　其三，中国在公共应急系统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比如东部一些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过于密集，而这些城市的人口又偏多，一旦发生地震，很难提供足够的避难场所；

　　其四，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的国民没有接受系统的地震防护教育，从小学生到博士生，绝大多数对于地震防护知识都一样无知；

　　其五，一些决策者迷信“人定胜天”，热衷于征服自然，动辄对山河地貌进行改造，为修建大型水电工程开路，此举一方面有可能人为诱发地震，另一方面，当高烈度地震一旦突袭这些被强行改造、用以修筑巨型水电工程的地域时，其破坏之惨局将难以收拾。

　　反观日本，在以上五个方面，它都比中国做得好。以产业布局为例，日本从自己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矿产资源匮乏、地震频繁发生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经过多年持之不懈的努力，日本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雁阵形态”的产业布局，即以本土企业为“雁头”，掌握最上游、最核心的产品和技术；以韩国和台湾为“辅阵”，这两个地区主要为日本技术做配套加工；以中国大陆等为“尾阵”，这些地方主要为“日本制造”做组装。

　　在日本这种独特的“雁阵形态”的产业布局中，如果从经济价值的层面衡量，“辅阵”和“尾阵”合计制造的产值早已超过了“雁头”，换言之，日本所掌控的本土之外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了在本土之内的。通过“雁阵形态”，日本经济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分散了经济风险——倘若大地震来袭，震区的产业不会全军覆没。至于日本本土房屋的抗震度世界第一，日本国民对自然生态的敬畏和保护，日本政府在灾难应急系统以及国民防灾教育的投入上不遗余力等，已经是世界人民耳熟能详的掌故，在此毋庸赘述。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地为震后的日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诚然是必须的，但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通过“3·11”大地震这一契机，反思中国经济建设中防震忧患意识匮乏的毛病，谦虚而真诚地向日本学习其防震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汲取其防震的失误教训（比如核泄漏事件），将防震考量纳入中国当下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战略中，并通过立法手段使之成为一项永久国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效地防御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大地震对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深重伤害，理应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是最大最恒久的国计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