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上，从马来西亚前来中国取经的代表们对中国的城市面貌羡慕不已，他们通过翻译不停地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为什么你们的城市这么干净？为什么你们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

　　面对友邦的惊诧，李铁回答的是：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出现像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现象。所以你们看到，在中国没有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原因是我们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当然这种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

　　李铁的回答可以用“真诚”二字来形容，不隐不讳，不知友邦有没有再度惊诧。因为，既然是限制，就包括没有进来的不让进来，或是有条件地进来，以及进来了的搭建起贫民窟会被清理掉。

　　关于城市化与贫民窟的问题，争论已久。美国知名学者麦克·戴维斯曾写了一本书叫《贫民窟星球》，他认为，第三世界里不受控制的城市化，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第三世界的城市化并未与工业化同步，所以他建议在城市化的问题上必须审慎对待。与这种理论相反的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格莱瑟在他的《城市的胜利》一书里认为，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城市化，只有城市才能实现更高效率的生产，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城市贫民窟非但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一个城市具有活力的表现，是乡村向城市进化必然的跳板。

　　就李铁的回答和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来看，我们赞同或运用了第一种理论，搞“进城准入”，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大为提高，也就大大减少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

　　但是限制的背后必然是以牺牲某些权利为代价的。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窟就是以限制农村人口入城为手段，代价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丧失自由迁徒的权利和其他福利。具体而言，就是难以获得城市户口，也就难以平等地享受捆绑在城市户口上的种种城市福利，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城市公共服务。

　　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光鲜的背后是以一部分国民牺牲权利为代价的，是农民的巨大付出，成就了城市的光鲜。

　　事实上，人口（劳动力、人力资本）是一种市场要素，市场本身有一只无形的手会配置这些要素，合理的资源配置才能产生最大效益。因此，人口流动不可避免，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历史地看，没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打工挣钱，就没有中国现在的发展局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城市受益，农民也受益，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鼓励、保护而不是限制人口流动。

　　但是，拉美等国的贫民窟式城市化道路，也不应该成为“光荣的榜样”，中国又要城市化，又要避免或减少贫民窟，出路在哪里？我觉得学者周天勇提出的一些思路值得思考，比如提高农村人口收入；实现农民手里的农村资产退出变现，使农民拥有进城的创业资本；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廉租房。这样，就可从总体上实现农民的体面进城，避免城市化陷阱。

　　我认为，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农村资产退出变现要解决好产权问题，使农民手里的土地财产化，平等入市，否则，将是对农民权利的又一次剥夺，那么，他们不但不能进城，而且连在农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也保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