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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亚当·斯密问题”

2011-05-21 来源:证券时报网 作者:叶雷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   王国乡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8世纪的亚当·斯密留下的两部代表作,至今依然是全世界的精神食粮:一部是作为伦理学家留下的《道德情操论》;一部是作为经济学鼻祖留下的《国富论》。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就是亚当·斯密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论证中出现的两个看似相互冲突的假设。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假设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道德人”;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又把人假设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在现实的经济行为中,自利的“经济人”与利他的“道德人”是否可以融合,如何融合,就成为我们常说的“亚当·斯密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自利被压缩在了很小的空间里。就整个社会而言,自私和现实主义并没有在经济生活中得到多少与利他主义以及道德公正激烈碰撞的机会,因而也就不存在“亚当·斯密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确立其主导地位以来,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现象。于是,“亚当·斯密问题”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

  如何破解中国的“亚当·斯密问题”,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等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思考。至今,影响最广的,可能还是要数经济学家茅于轼1997年出版的代表作《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在书中,茅于轼试图以经济学的视角回答这样一些问题:21世纪的中国人应有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如何建立具有独立思维品格的新经济人道德价值体系?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如何在新旧道德观的冲撞中求得调适与超越,以填补因体制转型和观念震荡而产生的道德隙缝?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什么?人之本性“利己”还是“利他”?……

  15年过去了,中国的“亚当·斯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依然吸引着众多有责任感的学者进行思考探索。著名经济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国乡,就是中间的一个。最近,他出版新书《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在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国古典伦理学中由孔子最早提出的“推己及人”的伦理方法和斯密的“同情心”分析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相结合,尝试建立一种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思想体系。

  自由是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王国乡基于法国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的这句名言,加上法治社会对“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共识,结合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提出“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人,不是简单的理性自利人,而是理性自利的自主权利人。经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不是简单的相互满足需要的利益关系,而是经济人之间通过自主选择的交换各自满足自己的自主权利关系。从而,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是自利不损人的关系,即经济人实现自己的自主权利,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自主权利为界限”。

  王国乡教授的这种提法,虽然说不出有十分的新意,但也没有什么大的逻辑问题。但问题恰恰在创意提法的原因上。王国乡教授说:“经济人的利益需求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对于实现利益的自主权利需求却是人我相同的,因此,经济人会通过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推己及人的伦理方法,自发地形成自利不损人的市场经济道德”。在这里,王国乡为了得出市场经济道德可以内生的结论,而用“实现利益的自主权利”取代“利益”一词。实际上,无论自主权利这个词语听起来多么美妙,但它终究只是形式,利益才是内容和实质。

  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说:“那些在事物表层里,也只是在表层里的问题,才是事物的核心。”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首先考虑到的是利益,而不会是抽象的“实现利益的自主权利”。王国乡的这一问题,恰恰是中国市场经济道德(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不愿意从事物表层里得出群众想要什么,然后加以抽象概括;而是主观地建构社会应该怎么样,然后灌输给群众。效果不理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就说:“一个人的性格中,显然存在某些天性……”人性是丰富的,利己之心是人之本性,同情心也是人的本性。“仁慈和慷慨应该向仁慈和慷慨者表示。那些心扉永闭、不知仁慈为何物的人,我们认为应该以牙还牙,将他们拒之于同伴关爱之情的大门外,让他们生活在酷似广袤无垠、乏人问津的荒漠一般的社会环境中。”人性的矛盾,除了应该通过人性本身来约束之外,还需要其它的手段。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极力主张的“竞争”和“法治”。

  “强者的罪恶和愚蠢越来越少受到人们的轻视,而无罪者的贫困和软弱反而成了嘲笑的对象”。亚当·斯密最为担心的“道德情操之腐败”,正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上演,而问题恰恰出在“竞争”和“法治”上。解决中国的“亚当·斯密问题”,不回到现实的表层,不从“竞争”和“法治”入手,而企图以主观的伦理概念来匡正道德滑坡,注定是难以成功的。

  王国乡教授的努力,固然可贵,但很多时候,方向比速度重要,选择比努力重要。时间只能证明,从经济学视角解读现实的社会道德现象,看起来很有新意,但在市场经济的道德建构中,却难以担起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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