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证券时报记者 汤亚平

　　人类总在困难中前进。卖木炭难，卖煤炭也难，卖二氧化碳更难。

　　历史上的三个卖炭（碳）翁

　　话说1300多年前，唐朝白居易笔下烧木炭的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公元2002年元旦，榕树网友笔下做煤球的卖炭翁是这样描述的：每天清晨的五点多钟，在（郑州市郊区）初夏的空气中，卖炭翁的声音便在楼下响起：“谁要煤？”“谁要煤球？”一声连着一声。如果他的声音连续不断，并渐去渐远，就说明没有买主；如果叫卖声突然中断了，就肯定是有人要买煤。一会儿，他的声音准又会响起来……

　　正当这个郑州的卖炭翁叫卖煤球的时候，另一个叫黄玉彬的弱女子却学“木兰从军”，走上“卖碳翁”的道路。2002年，黄玉彬去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念书，被安排做有关碳减排的课题，导师研究的是牛的反刍对温室效应的影响，据说牛在反刍和打嗝的过程中会排放出导致气候变暖的气体——甲烷。她的第一反应是：“这种研究对社会有多大用处？能引起多大兴趣？”后来她才明白，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成为资产，具有经济价值，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CDM机制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2006年，她学成回国后创办了厦门赫仕环境工程咨询公司，开始从事清洁发展机制（CDM）业务，黄玉彬成了中国第一个“卖碳翁”。她的厦门赫仕员工们虽然是拥有高学历的白领，但同样遭遇了无数“白眼”和吃“闭门羹”，甚至曾被一些企业家当成了骗子。黄玉彬直言：“‘卖碳翁’生意难做，主要是企业家与社会大众的认知度不高。”

　　三笔交易可写进历史

　　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牛车拉着木炭碾着积雪到南边集市去卖，却被宫使拦住往北边皇宫方向赶去。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一千多斤炭，不知道要几千斤柴才烧得出，而这几千斤柴又不知道要多少天才砍得来！可是一车炭只能换到连纱带绫合起来不过三丈的布。这些“手把文书口称赦”的宫使哪里是在“买”东西，他们简直是强盗。怪不得诗前有题注“苦宫市也”。从“系向牛头充炭直（值）”的动作看，这个卖炭翁鄙视宫市，也很乐观。

　　榕树网友笔下的卖炭翁当天第一笔交易正是与作者自己：这天一早听到楼下有叫“谁要煤”的声音，便急忙下楼，见是一灰发黑面的卖煤人，站在煤车旁，一声接一声地叫卖着。我对他说要点煤，他连忙说：好，好！黑色布满皱纹的脸上竟绽放出一些的笑意。但我住在四楼，看到他有些佝偻的样子，不免担心他搬了沉重的煤球爬楼，是否吃得消。当他明白了我的这种担心后，笑说：没问题，吃卖炭翁这碗饭，还能怕爬高楼么？只是每层楼要给每块煤多加一分钱的。我无语……

　　随着时代变迁，城市里都用上煤气，乡里人依旧自己去买煤，做煤球。卖（煤）炭翁只剩下郊外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

　　卖碳翁的第一笔交易发生在2009年11月17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完成了国内首笔碳中和交易，上海济丰纸业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济丰）向厦门赫仕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赫仕）购买了6266吨的碳排放量。厦门赫仕的总经理黄玉彬作为中国第一个“卖碳翁”，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完成了首宗碳交易。

　　高技术领域的一声“碳”息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期，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时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到45%。这个承诺为中国碳交易市场提供了新的契机。但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谈判专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的契机来了，关键是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上不能再开空头支票。

　　黄玉彬感同身受地坦承，自从她在2009年卖出第一份碳减排指标后，就再也没有成功交易过碳指标，手头囤积的20万吨碳指标至今无人问津。

　　另一方面，在中国卖碳翁喝口汤都很难的时候，当中国代表团团长谢振华进入哥本哈根中心会场被拒绝的时候，西方国家却饱尝碳交易的甜头。数据显示，在汇丰推出的节能成分股公司中，美国企业节能减碳创造的收入最多，达1110亿美元；日本企业的收入排在第二位，为1050亿美元；德国和英国企业的收入分别为800亿美元和140亿美元。

　　究其原因，中国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由于碳交易的定价权和标准都在国外，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手把文书口称赦”的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中国卖碳翁如同那个卖煤球的老翁，为“加一分钱”还得负重爬几层高楼。没有定价权，没有话语权，现代卖碳翁的日子并不比历代卖炭翁的日子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