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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记者 闻涛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投资行为过度依赖政府、政府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这三个“过度”加上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危机，共同造就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乱象。虽说解决三个“过度”都非朝夕之功，但要治本就不容回避一些关键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现在好像存在一个循环：大量投资形成庞大的产能，在国内需求无法支持的情况下必须找外需，于是净出口快速增长；出口换来外汇，结汇形成过剩流动性，成为继续扩大投资的动力。如此往复，生生不息。扩大消费是打破这个循环的不二法门，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惟此方能解决第一个“过度”。

　　然而，许多投资乃是经济发展所必须，在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当中，投资仍会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即便是消费所占比例扩大，情况也会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降低政府的参与程度或许是可行之道。

　　让政府少参与投资

　　地方政府太喜欢投资了，这是融资平台数量多的主要原因。据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较2008年年末增长25%以上，其中，县级（含县级市）平台约占70%。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个数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通常地方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个数就越多。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个数占全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总数的比重接近50%。虽然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相对较少，但县级平台占比较高。中部地区的湖南、江西两省县级平台占比均超过70%，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两省的县级平台占比近80%。

　　政府主导投资的好处是决策效率高、整合资源速度快，坏处是容易忽略商业可持续原则，不计投入产出的合理性。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虽说喊了很多年，但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处处可见政府的身影。政府投资往往考虑的是对当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而忽视未来的市场需求，这种投资行为与银行融资相结合，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投资行为中少一些政府的过度参与，有利于理顺融资体制。

　　让银行与政府疏远

　　第三个“过度”涉及到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应该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过程，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逐渐疏远。早些时，银行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中央银行分配信贷额度，计委确定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在资金上面给予配合。

　　商业银行的设立，分清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中央银行法》的颁布，分开了央行和财政的关系。经过两轮改革，我国已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体系。在最近一轮的银行改革中，路径设计者希望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以董事会来约束政府对于银行的过度干预。

　　然而，改革者的良好初衷却遭遇了现实的尴尬，他们低估了中国银行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先天联系，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与各级银行成功对位，共同分享投资盛宴。商业银行追逐盈利最大化无可厚非，但在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合作的过程中疏于把关，并且带来风险，不能不说中国的商业银行还很不“独立”。

　　政府把持大的投资项目，银行垂涎于大项目的商业机会，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要想让银行疏远政府不太现实，但对项目严格把关总还是做得到，这无关理念，只是个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