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为政府债务上限问题被国会杯葛而着急上火时，中国政府钱包再次迎来丰收。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0055.76亿元，同比增长27.6%。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6875.82亿元，同比增长31.2%。根据今年财政预算安排，全年财政收入为89720亿元。上半年已完成全年财政收入目标的63.39%。相比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9.6%的同比增幅，财政收入增长快了一大截。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1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依此计算，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超过居民收入的三倍。

　　纵观全球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日本等无一不是藏富于民，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如果掌握权力的政府参与到游戏中，将导致无法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财富格局倾斜。而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快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事实说明，官民争利已经成为民富目标的最大阻碍，这也是中国经济生活中市场力量倒退的表现。我们认为，中国离市场经济的道路越来越远了。

　　首先，政府的资源控制能力大幅度增强，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获得了空前的资源分配优先权。这种资源的控制能力不仅体现在能源、矿产、电力这些看得见的地方，还体现在隐性权力的强大。为何中国的股市被称为“政策市”？因为投资者很清楚，决定生死的力量最终还在政府手中。企业能不能获得行业准入，银行融资能不能实现，甚或手中的收入会被政府拿走多少等，都不是自己也不是市场能够决定的。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下，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政府的创收能力如此强悍。而公权力的强大，使寻租成为成功的必经之途，据测算，中国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在非市场的科技、教育领域，寻租设租更为彻底。

　　其次，1994年的各种改革，尤其是分税制改革使得政府的经济集权能力大幅提高，这种集权已经到了损害私人部门发展和必须予以修正的程度。分税制改革前中国经济更像是诸侯经济，财权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中央政府囊中羞涩；分税制之后是王爷经济，中央政府、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发改委大权在握。“跑部钱进”现象的根子，就在经济资源的中央集权上。

　　第三，金融体系（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损害储蓄者和中小投资者利益，向政府、金融机构和融资方输送利益的重要渠道。拿利率市场化改革来说，已经记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提出来，但迄今为止仍然悬在半空中落不了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承认，央行之所以未完全放开利率，主要是担心商业银行尚未经过经济周期的考验，同时银行公司治理不够成熟。除此之外，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也是利率管制下的受益者，正是人为造成的长期负利率环境，他们才能以极低的成本获取金融资源。残喘于地下钱庄的中小民企则是举双手欢迎利率改革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公平的市场环境。当然，这种制度红利背后的牺牲者，则是普通的储户和饱受“圈钱之苦”的中小投资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向政府缴了本不该缴的税。房地产市场同样如此，高房价的背后是政府部门土地控制权的贴现，民间财富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不断流向公权力部门。

　　第四，软弱的个人所得税体系以及高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中国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转移，大多都会引起不满情绪的蔓延，继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但在贫富差距已经很大的中国，情况却相对较好。原因不是因为有有效的改良，而是“钝刀子”在起作用。民众对名义收入很敏感，对相对实际收入下降却更为麻木，货币购买力的下降被绝对数量的增加和低效率投资所掩盖。我们看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忽视了一点：本来应该变得更好的，假如市场竞争更加自由平等的话。

　　过去15年，中国离市场经济的道路确实有些渐行渐远，离我们熟悉的家族经济、买办经济的距离却越来越近。经济集权短时间有好处，但也迅速弱化了政府的改革意愿，制造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作者系安邦咨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