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他们3年前的第一单生意是3000元，3年来他们一共做了1200万元生意，累计投入800多万元，在湖南沅江、湖北黄冈、江西萍乡、贵州黔东南等地开设办事处。但他们3年的营业收入只有36万元，净收入是负数，他们的老板3年前年收入数十万元，现在却要借债给员工发工资——这是尹飞和朋友于2009年创办的“贷帮”，国内首个公益性点对点、人对人（P2P）微额贷款网络平台的运营状况，这个平台旨在撮合人们将手头的闲钱贷给需要资金的农户，他们希望在中国复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孟加拉乡村银行。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用这句话来形容尹飞的“贷帮”再合适不过，仅仅历经3年，“贷帮”就几乎成了“丐帮”。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服务，被称为“穷人银行”。但是，“穷人银行”是指为穷人服务，而不是指银行自身很穷，没有强大的资金实力是办不好“穷人银行”的，尹飞的“贷帮”证明了这一点。

　　区区几千元贷款就有可能让一个农户打开希望之门、走上致富之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企盼微额贷款的阳光雨露，新农村建设急需“穷人银行”助一臂之力。

　　据调查测算，中国农村有贷款需求的农户高达1.2亿户，但农村金融服务质量低下，农民普遍贷不到款。1993年，茅于轼、汤敏在山西临县的一个乡村设立“互助基金会”，向有需求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1994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向尤努斯借得一笔经费，在中国成立“扶贫经济合作社”；2006年，张化桥、唐宁等投资界名人投身微额信贷……但是，这些零敲碎打的民间行动没成大气候。经过多年发展，全国微额信贷机构的总余额不足10亿元，相对于广大农村的信贷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

　　自尤努斯因为开办“穷人银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国内舆论一直在追问中国的“穷人银行”在哪里。其实，中国没有实力强大的私有“穷人银行”可以理解，但中国本该有实力强大的国有“穷人银行”——我们有农业银行，从名称上看，它应该扎根于农村，倾力为“三农”服务，只可惜，除了名称上的区别，几大国有商业银行早已同质化，一齐将眼光瞄上城里的大客户和那些赚钱的行业，营业网点纷纷从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撤离；我们有农村信用社，本该承载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却也纷纷搭上“进城”的班车，在农村的放贷额度越来越有限，一年的放贷指标往往1月份就用完，加上贷款要求当年收回，难以满足农户的需求，正如湖南沅江信用联社一名负责人所言：“农信社现在确实更像商业银行了。”

　　都是陷入同质化竞争的商业银行，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己任，于是广大农村地区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农民的微贷需求成了被瞧不起的业务。在一个国有银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的，因为，国有银行不应只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至少不能个个如此，总该有一两家国有银行承担起社会责任，履行扶贫助弱的政策性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也好，国有企业也罢，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弥补市场功能之不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农村微额信贷显然属于此列。私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可以不下乡，但国有银行应该下乡，服务于“三农”建设，向农民提供信贷服务，哪怕因此少赚点钱也得这样做，这是国有银行应负之责。

　　所以，我们应该有实力强大的“穷人银行”，而且是国有的“穷人银行”，这需要相关部门拿出服务“三农”的诚意和对策，改革国有银行考核制度，让一些国有银行必须下乡并且愿意下乡，成为帮助农民走上致富路的“穷人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