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本报评论员

　　今年以来，关于温州经济的负面新闻频频曝光：先是温州楼市炒作进入“最后的疯狂”，继而是温州出现实业遭遇冷落、全民参与放贷的乱象，接着是温州大量中小企业倒闭，而眼下多位温州民企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逃贷跑路的囧事，更是将温州经济的危情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从这一系列“步步惊心”的事件中不难发现，曾经备受赞誉、活力四射的“温州模式”，已经出现了一些衰败的迹象。

　　曾几何时，以市场化、民营化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和以大干快上为荣耀的“深圳速度”一起，同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催生的两面旗帜。与这两面旗帜的辐射效应相对应的，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8%、民营企业占据中国经济总量半壁江山的巨大成就。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了推进经济转型战略，中国政府开始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选择更加注重GDP内在质量、着力改善民生的发展路径，以此为标志，“深圳速度”进入“不唯快、更重质”的优化调整时期，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与此同时，或者说更早一步，“温州模式”也提出了转型升级的理念，即给分散经营、产品有限、市场单一、家族管理的“旧温州模式”注入规模集团化、经营集团化、管理精英化、销售网络化、产权现代化等新元素，使之升级为“新温州模式”。但截至目前的实践表明，“温州模式”的转型难言成功。

　　“温州模式”当下面临的种种尴尬，可以从四个方面找原因。首先，“温州模式”下的中小民营企业虽然善于经营、敢于打拼，但这些企业主要生产一些门槛较低的小商品，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核心竞争力不强。其次，近两年来，因为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国内外消费市场疲软、土地价格飞涨、人民币升值等原因，温州企业面临多重挤压。再次，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保住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也导致了“国进民退”，对民营中小企业形成排挤效应，以民营经济为依托的“温州模式”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最后，在资产泡沫的引诱下，温州企业家们迷恋赚快钱，热衷于PE（私募股权投资）、炒楼、放高利贷，导致实体产业“空心化”，这进一步削弱了“温州模式”的竞争力。

　　正因为如此，温州经济近年来发展乏力，缺乏亮点，这几年公众对于温州的印象，也就是“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和“温州高利贷”而已。在实业为主打的情况下，适度从事一些投资或投机行业，无可厚非，后者作为副业可以形成对前者的有益补充，两者共同构成多元丰富的经济形态。而在当下的温州，昔日的副业大有取代主业之势，温州的经济转型有迷失之忧。或者说，“温州模式”在“成功”地推进另外一种“转型”：从一个以实业为本、踏实致富的经济形态，转变为一个投资兴旺、浮躁逐利的经济形态。这种已然变味的经济“转型”，对于温州来说是尴尬的，因为它不是人们期待中的愿景。

　　温州的尴尬并非个案。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存在，只是表现的层面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曾经的排头兵，温州经济眼下的衰象具有深刻的样本意义。它警示我们，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和理念坚守，美好的经济转型战略有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容易在实践中走样。要言之，为确保中国经济转型能走正道，而不至于步入歧途，应该至少做到以下三点：

　　其一，经济转型战略固然是政府主导推进，但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坚定奉行市场化取向，克制做“全能政府”和偏好扶持国有企业的冲动。有一个信念必须坚定不移，那就是：资源配置更加市场化和民营经济更有活力，是衡量中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为此，对一切有可能导致“国进民退”的做法要保持高度警惕。

　　其二，有较多淘金机会的实体产业领域，要尽可能向民营企业开放，以此形成公平竞争、竞合共赢的利益格局。在这方面，要尽快推进改革，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设想，如果实体行业有较好的盈利机会，类似于温州民营企业那种一窝蜂搞风险投资的风气，一定会大为淡化。

　　其三，要花更大的力气扩大内需。目前那种GDP增长迅猛、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更加迅猛、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缓慢的畸形格局，再也不应该维持下去了，必须大刀阔斧地予以调整。官员克制铺张浪费、降低行政开支，国企放弃垄断、让利于民，政府为民众和企业减税、返利公众，降低畸高的物流成本，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等，就是中国当下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内需若振，实业必兴；在此前提下其他产业的发展，才有源泉，才会健康。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要想成功实现转型，就是要搞好“两手抓”，一手抓“深圳速度”（它也代表了中国速度）的优化调整，一手抓“温州模式”（它也代表着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期待中国能走好这两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