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上半年，中国资本市场一直在通货膨胀的威胁下萎靡不振，下半年又为经济增速下滑企业盈利增速暗淡而苦恼。股市的糟糕表现，只不过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黄金组合日益远去的一种映射。

　　虽然中国政府多年前就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定在8%这一相对保守的水平，但由于强劲的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长期远在8%之上，并未导致通胀失控。特别是2003年~2006年的黄金组合，更是让人怀念。随着人口红利在2010年彻底消失（人社部统计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从201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供不应求），增长乏力通胀难消的“狗屎组合”开始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尽管笔者不认同用滞胀一词来定义这种经济状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由要素高投入支撑的高潜在增长率将随劳动力市场的永久性变化一去不复返。

　　在人口红利耗尽的情况下，需求管理无法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提高长期经济增长。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只能靠改善供给，而其唯一出路就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西方国家当年陷入滞胀和走出滞胀的历史，对我们有着极重要的借鉴意义。

　　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冲击西方国家经济，但人们以扩张货币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冲击，结果是经济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泥潭。更要命的是，1950-1960年代开始主要国家政策向左转，政府对经济干预越来越深，奇高的所得税率、大量的国有化、对各行各业的管制，已令经济日益背离市场方向，经济活力早已下降，到了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尼克松政府又愚蠢地祭出工资-价格管制手段，整个1970年代可谓一团糟，高通胀、低增长、多管制、低效率是当时经济的基本面貌。

　　英美国家后来是如何走出滞胀困境的呢？第一步铁腕治通胀，为宏观经济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第二步实行降福利、去监管的市场化改革，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即提高GDP潜在增长率。这两大步骤分别由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英两国推动，效果卓著，史称“里根—撒切尔革命”。首先，将治通胀作为摆脱滞胀的第一步。1979年上任的联储主席沃尔克顶着压力较短时间内将通胀压了下来。这一政策还附带产生了一个宝贵的遗产，那就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大大增强，直至今天白宫不干预货币政策已成“潜规则”。英格兰银行也借治通胀，逐步走向独立。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供给改革。里根总统在1981年出任总统时有四个关键经济目标：降低通胀、削减个人税率、缩小政府规模和减少管制。后三项政策都是对此前二三十年错误政策的矫正，这些政策激活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消除了大量的官僚主义。在英国，二战后工党长期执政，大力推行国有化，最终导致经济竞争力大幅下降，沉疴在身，号称“英国病”。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严格控制政府支出，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美英两国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不仅在短期内收到效果，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其经济模式滑向政府控制的危险，重新展示了自由市场的优越性，从根本上激活了两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如何看待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性质，它是否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对这些根本问题的判断，直接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绝对糊涂不得。有的人认为，危机宣告自由市场的不可行，甚至宣称是资本主义的破产，有的人则声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证明行不通，必须寻找第三条道路，有的人则浅薄地陶醉于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如果对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缺乏立体的认识，就很容易陷入这种闭目塞听或刻舟求剑的误区。

　　中国经济过往30年高增长的源泉在于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之所以能获得高于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并非得益于子虚乌有的中国模式，更无法证明国家干预的优越性。中国的高增长率，一来自高储蓄提供的资本，二来自丰富的劳动力和勤劳忍耐的国民性（中国人年均工作2200小时，很多国家仅1600小时），三在于技术存量落差大而引起的西方技术溢出。在市场化推动下，上述三个因素的积极作用释放出来，提高了经济潜在增长能力。

　　远的不说，就拿2003年~2006年的“黄金组合”来看，其主要源泉就在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进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企改革。这轮改革优化了产业结构，极大地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再加上加入世贸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使这轮增长持续时间长得出人意料，通胀则出人意料地来得晚。反观2009年开始的反危机政策，在没有市场化改革甚至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单纯地以需求管理来应对危机，其结果是一年多时间通胀就卷土重来。此次通胀来得如此之快，退得如此之慢，足以催促我们反思其原因。

　　可以预料，随着上述三个因素中后两个因素积极作用的消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缓慢且持续地下降，需求政策解决不了长期增长问题，如果运用不当，还会导致通胀长期化，令经济秩序陷入长期混乱。只有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才能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下一步市场化改革如何进行，除了要参考自己过往的经验和教训，更有必要学习里根、撒切尔当年的做法：反通胀不能含糊，不要陷入以通胀刺激增长的白痴式思维；大政府要变成小政府，昂贵政府要变成廉价政府，政府角色定位要遵循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反垄断要成为国家下一步政策的重中之重，国进民退要及时扭转成民进国退；催生投机和寻租的、乱七八糟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要及时清理。总之，唯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在原有要素优势日益消退的情况下，避免出现更多或更长时间的“狗屎组合”，并为下一个“黄金组合”的出现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