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贫富差距就不可能独自离我们远去。在我国“先富带共富”的追求中，贫富差距却有日益恶化的迹象，成为可能割裂社会的最大威胁。该怎么看待中国的贫富差距？又可以采取怎样的对策？中国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但解决中国的问题却不能照搬“国际经验”，因为中国的问题往往是带有中国特色。弄不清特色，就对不了症状，疗效也就只能看天意了。

　　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200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徐滇庆的新著《看懂中国贫富差距》，在对大量中国经济数据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客观解读了近年来的经济热点，对贫富差距的“中国特色”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探讨，并以通俗易懂的写作方式表达出来，成就了一家之言。

　　说到贫富差距，就必定要谈到衡量贫富差距最核心的经济指标——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贫富差距越大。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为0.4，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4年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达到了0.434，此后继续攀升，2004年达到0.47。2010年的基尼系数，新华社的判断是“实际上已超过了0.5”。越过警戒线这么多，我们的国家却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失去稳定，这是为什么？

　　徐滇庆分析了基尼系数的“中国特色”：由于存在特殊的城乡二元化社会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全国的基尼系数度量的实际上是东部城市中的富裕群体与西部农村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单独观察某个城市，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基尼系数基本上都在0.4的警戒线以内；单独观察农村的数据，不仅全在警戒线以内，而且由于近年来惠农政策的实施，基尼系数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基于此，作者认为解决中国贫富差距的思路，首先应该是消除城乡二元化政策，其次是对落后地区提供扶持政策，最后是改善财政转移支付。

　　如何解决当前收入不公问题，民众与经济学界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那就是“涨工资”。对此，徐滇庆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一是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实际上并不低，城乡差距也并不是所谓的那么大。目前数据上显示的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原因，有2004年改变统计规则，将个体业主的劳动报酬计入了资本收益，不再计入劳动报酬，使分子变小了，2005年GDP统计数据的调整，让分母增加了，还有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综合因素使得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

　　二是对“涨工资”的看法。徐滇庆更是认为这犯了一系列逻辑上的错误，是民粹主义者在为自己的私利呐喊。民粹主义，本质就是讨好小市民，拿眼前利益说事，忽视了社会的长期利益。任何时代都存在民粹主义，只不过在贫富差距恶化时表现得更加强烈。“涨工资”的呼声喊给谁听？徐滇庆认为主要是喊给政府听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难以强迫民营企业增加工资，农民没有工资，政府只能给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员工加工资，实施所谓的“工资倍增计划”无助于提高普通人的工资，更无助于社会公平。

　　对现在热烈讨论的“刘易斯拐点”问题，徐滇庆也是态度鲜明，中国当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问题，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间大约在14年至18年以后。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农业就业人口大部分在2%左右，中国却有38.1%，因此中国仍有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转出。由于农业总产量较难提高，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出去，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难以提高，甚至有下降的危险。农村1亿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城市的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是政府的一系列政策阻碍了农村最没有技能和能力的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化、城市化进程转移。

　　在《看懂中国贫富差距》中，徐滇庆还提出了解决中国贫富差距的对策。他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上，调整贫富差距是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生产层次，第二是分配层次，第三是再分配层次，比如慈善。在生产层次，调整贫富差距就一定要做到让人们在公平的起点上竞争，反对垄断。在分配层次，应通过一系列的公共财政政策，把国家的负担合理的让大家来负担起，有钱的人多出，没钱的人少出。最困难的不仅不出，国家还要伸手拉一把。

　　“凡是要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来帮助穷人，高收入群体必定要付出代价、付出成本。”在一系列的公共财政政策中，徐滇庆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税制问题，是达成公平的关键。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税收主体来自企业，容易造成“企业老总与清洁工交同样的税”的问题，解决之道就是应该向国外学习，把企业的税变成个人的税，将企业税转化成工资发给个人，个人再按工资缴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穷人少缴税，富人多缴税。

　　“仅仅知道起点和终点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知道我们目前在哪里。”关于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徐滇庆“既看林来又看树”，在重视全国性宏观数据的同时，注重地区数据的横向分析与比较的方法，无疑提示了我们看问题的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