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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大师的时代渐行渐远。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培刚教授因病于23日14时在武汉去世，享年98岁。

　　张培刚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随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基础。他因该论文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这篇博士论文也曾获得哈佛论文最高奖——威尔士奖。

　　张培刚在国外经济学界的影响，有两例可见一斑：1956年，智利大学两位教授访问中国，一到北京就说要找Pei-Kang Chan，外事人员听成“背钢枪”，弄得莫名其妙。经北京大学严仁赓教授提示，才知道找的就是张培刚。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几次提到张培刚，他还强调：“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这是中国的骄傲。”

　　命运捉弄人，满怀报国之志的张培刚不惜舍弃国外的高薪回国后，居然30年远离学术研究工作，被迫从事校园建筑管理工作。文革中遭受诸多不公正待遇，大好时光白白被浪费掉。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经说：“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张培刚是不幸的：正当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他被政治运动裹挟进去，深受其害。如果这30年里他能够专注于发展经济学研究，也许建国之初我们就不会照搬苏联模式，中国经济建设会少走很多弯路，对于张培刚个人来说，也有更大事业空间。他名声早就在外，国内却长期沉寂于江湖，直到迟暮之年才赢得最高荣誉，85岁当上博导。其间的曲折，让人不胜唏嘘，悲情长叹。

　　张培刚又是幸运的，他毕竟熬下来了，得享高寿，并且培养了一批知名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

　　张培刚的一生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

　　其一，在30年的煎熬中，张培刚随遇而安，靠着顽强的毅力与乐观的态度生存了下来。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微妙的处世哲学。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反观当今之学界，不少学者习惯于走穴，享受在镁光灯下被聚焦的荣光，缺少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为学问而学问的执着。在学术问题并不沉潜下来，论文抄袭事件屡见不鲜，甚至有些人与权力和资本相勾结，把学术当成捞取功名的工具。张培刚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为人与治学之道，堪称楷模。

　　其二，当刘易斯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更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张培刚，为什么在国外广受承认，到了国内却被埋没？为什么社会制度和环境让他30年远离经济学研究？在文革等社会政治运动中，权力占据主导性地位，再先进和富有前瞻性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如果得不到权力的认可，也会变得毫无用处。由此可见，一个民主、法制和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对于真正的思想的传播，对思想者的生存与发展，是多么重要！文革等错误的政治运动，不仅拉慢了中国社会的进程，更戕害了一批一流的知识分子和思想成果。

　　张培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在二三十年内都很难出经济学大师。1949年之后，张培刚大部分时间陷入困顿之中，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种运动招架无力，以致于再也没能写出比《农业与工业化》更好的著作。更匪夷所思的是，张培刚曾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张五常对此评论称“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才”。

　　可见，一个时代要出现大师，必须要有让大师诞生和生存的土壤、制度环境、文化基因。要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恐怕还要从我们教育及其它社会制度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

　　多少年之后，张培刚的道德文章仍然会被人记得，他的才华和真知灼见不会被历史淹没。而那些违背良知和公理的社会运动，一定会一再被作为反面教材让人们深思、反省。人才为本，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历史复兴，就要不断完善让大师诞生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张培刚的悲剧不仅属于他个人，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