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十种九不收，一收吃十秋，这或许是对地下私募生存状况的最好写照。借助外部强大的资金杠杆，地下私募可以获取盈利部分20%的提成，且多数可以凭借直接现金交易来逃避税收。这吸引了不少公募基金经理和券商研究员加入到非阳光私募的行列。

　　但面对今年低迷的股市，越来越多“奔私”的投资界、研究界精英开始感受到高额的提成并非唾手可得，也并非毫无代价。事实上，博弈绝对收益下的压力、盈利模式差异带来的收入压力和研而优则投的错觉是“奔私”人士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绝对收益的压力

　　对于地下私募来说，没有公募基金的品牌效应和严谨的投研体系，得不到银行、信托等发行渠道的青睐，更不具有历史积累的过往业绩，也不具有阳光化的投资操作展示平台。在此背景下，地下私募却不得不打出追求绝对收益，否则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揽客招牌，而此招牌又将业绩压力无形中转给了投资方。

　　压力之一即为客户对于盈利的要求。地下私募产品的客户多数为几个熟识且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资金大户，此类大户资产多在千万以上；或为单一客户，私募直接在客户开设的账户上进行操作。与公募基金中投资者不能干预投资的情况相比，客户比较集中的地下私募则完全相反。

　　在市场运行较为平稳的时期，客户对于产品干预较少，而一旦市场趋势发生转变或者投资股票跑输大盘，客户干预投资的情况则成为家常便饭。使得以追求绝对收益为目标的地下私募不得不一边坚持投资思路，一边进行客户安抚。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客户较为集中，且多为单一客户，地下私募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较公募基金要脆弱得多。据多位地下私募基金经理向记者反映，今年的行情中，客户选择赎回的情况较公募基金要更多。而一旦客户选择赎回，即意味着产品清盘，这一点上较公募基金要严酷得多。

　　盈利分成的代价

　　一夜暴富的神话每天都在资本市场上演，对于自诩为资本市场精英的公募和券商投资经理和研究员而言，这的确是不小的诱惑。记者调查结果也证实，投资界精英抛弃原有平台而“奔私”，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追求高额利润分成。

　　不过，地下私募获得高额利润分成并非没有代价，如果三年之内未能给客户创造利润，这类私募基金经理非但不能获得分文收入，而且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不仅如此，多数地下私募的业绩需要累积计算。比如，某一账户今年亏了500万，该账户即便明年赚了500万，也仅是弥补了亏损，整体收益依然为零，因此对于地下私募而言建仓期也更为重要。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年薪动辄过50万元的公募基金和券商精英而言，消费支出早已高企，而连续一年无收入却要付出数十万元费用的压力可想而知。

　　研而优不一定会投

　　对于多数券商和公募基金的研究员而言，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并获业界认可后，即可晋身为投资人士。不过，在私募界这一定律早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研而优不一定可以做或会做投资。

　　事实上，在投资界，公募基金经理王亚伟和私募基金经理徐翔的确称得上业界翘楚，二者无一例外均无研究员经历。而具有研究员身份的投资经理大有人在，不过已被淹没在业绩的汪洋大海中。记者发现，在私募界的部分原研究员或多或少遭遇过此种情况，这也成为该类地下私募回归研究员身份的重要原因。

　　那么研究和投资之间究竟存在何种隔阂？记者认为，研究人员的确具有严密的逻辑分析能力、估值能力以及对行业深度的研究能力。不过，证券市场的投资时点的选择要比任何因素都重要，而这正是研究员所缺乏的。此外，已经习惯为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服务的研究员，未必适应仅有1~2亿元规模的资金投资思路。

　　不仅如此，不少研究员已经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而由于投身私募后自身资金量较小，且研究不能覆盖足够的上市公司，因此地下私募基金投资经理往往要奔波于酒桌之间，这也让曾有过研究员身份的地下私募经理有所不适。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地下私募欲重回公募或者券商资管的趋势，不仅因为过往一年的业绩过差，近期众多券商研究所一致看空明年A股市场走势也带走了本已心灰意冷的地下私募经理的救命稻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面对行情的走低，部分券商已着手减薪计划，而公募基金的年终奖同样面临压力，此时回流必将面临着收入的不确定性。(李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