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欧债危机无疑可以看作凯恩斯主义失败的一个标志。可是，这一失败的理论含义是什么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

　　宏观经济学家当然也难以拒斥“失败”这个词语，然而，其中的某些学者也许不会承认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失败。他们也许会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在所难免；通过严密的统计观察和更为周密的政策设计，下一次可以期待这一错误得以幸免，或者犯错误的程度不至于这样严重。根据宏观经济学的逻辑，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来猜想。一个更为“时髦”而堂皇冠冕的说法是：宏观经济管理者也需要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

　　与上述想法针锋相对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宏观调控”本身是一个邪恶的概念，政府引起的问题比它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庸人自扰，而欧债危机只是从反面证明了这一条早就被预言在先的“真理”。但是，这一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说这些话时没有那么硬气了，因为他们生怕人家这样来反问：刚刚过去的2008年金融危机究竟是政府的失败呢、还是市场的失败？究竟应当对金融业放松管制呢、还是加强管制？

　　不留情面的二十一世纪，在其肇始之初的短短五年之内，就向世人尖锐地同时提出了两个性质相反的问题。这难道还不足以促使我们思考吗？

　　在笔者看来，两次性质相反的危机，正是经济理论分裂与经济分析框架先天缺陷的一种现实反映。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现在，就让我们从新的“算法方法”（参阅“算法经济学－统一社会科学”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binw）出发，来扼要说明危机是怎样形成的。

　　核心在于构建一个适当的“有限理性”概念。任何人在任何时刻所拥有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尽管知识在持续发展），因之，个人行为经常会遭遇失败。例如，即使在景气的年份，也常有破产事件发生，这是屡见不鲜的。那么，市场经济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数目众多的个人独立地进行决策；第二，人们之间会形成广泛的思想差异和行为的异步性；第三，不同个人的不同思想之间会形成协作与竞争，从而导致知识一刻不停地传播、比较和优化。我们之所以需要完全抛弃现有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排除了知识的地位，排除了人际思想差异，因而它实际上与市场经济完全不搭界。在人际差异、异步性与大数目竞争的背景下，坏的决策与个人失败会被好的决策与成功所对冲，于是，宏观经济的表现既是相对稳定的，一般说来又是不断发展的。这便是一种体制或制度的成功。从这个逻辑同样可以演绎出市场失灵：鉴于“全局＝过去+现在+将来”，那么，处于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们，只是处于“现在”这样一个局部中；虽然他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彼此对冲其行为，“现在”却不易与“未来”对冲，于是，他们在思考问题时难免相互模仿，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知识与行为的趋同早晚会从微观层面扩大到宏观层面，这就造成了经济周期现象。不过，不同知识之间的竞争、协作、对冲与优胜劣汰这一“市场机制”这时候仍然在发挥作用，所以，危机不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危机只是一种相对短时的、不常见的现象。

　　下面，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说明宏观调控的失败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没有“思想异质性与行为异步性”这样一个背景，我们根本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组织”（或“机构”）这一概念的理论含义。人人有自己独立的、与众不同的思想，而“加入某个组织”意味着一个人暂时搁置自己的思想而听命于他人（对自决权的这种放弃当然是有条件、有对价的，对此姑且不论），组织的首脑是指挥中心，而成员则变成了这个统一机体中的“器官”。组织意味着众多个人进行协调而同步的行动，而不是像自由市场中那样存在着较多的相互冲突与时间交错。组织调动着庞大的资源，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然而，组织的首脑一般却是由某个人或少数人来担任的，而个人总是会犯错误；因而，组织的产生天然具有一种加剧社会不稳定的趋势。企业是一种组织，所幸的是，市场中具有众多的企业，它们的影响力经过相互对冲以后，一般并不会显著损害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现在我们可以来解释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了。作为一种超大型的垄断性组织，政府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具有任何私人机构都难以比拟的巨大影响力。政府的存在意味着关于部分人类事务（或其某些方面）的决策权的高度集中。然而，这种权力仍然只能交由个别或少数人来行使；当这些人犯错时，可以对冲这种错误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因而，过大的政府权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计划经济的失败便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对于凯恩斯主义来说，这个道理也是相同的。虽然西方政府中存在着众多的规章、程序和监督力量，但这并不能改变政府需要由少数人来领导这一事实。选民可以制约政府滥行开支，可是，选民本身是短视的（没有人不是短视的）；在“未雨绸缪”与“寅吃卯粮”之间，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偏向于后者，而不会偏向前者。制约掌权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权力集中”本身。宏观调控在二十世纪曾经发挥了某些积极的作用；在二十一世纪，它终于招致了巨大的错误。

　　新世纪的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应当如何来进行取向呢？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迫切的现实问题。不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迂回到经济分析工作的重建。处于优先地位的应当是，打破旧的经济学，重建新的经济学。只有适当地理解和解释了问题，才有可能寻找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而对于重建经济理论这项任务而言，我们不必把它看得过于艰难而高不可攀，因为一个新的、综合性的方案已经具备了它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