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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上周，银行业内最受关注的事情主要有两件，一是“平深”整合有了新进展，二则是业界对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孙国锋新书《第一排：中国金融改革的近距离思考》的热议。孙国锋在此书中明确提出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创造的途径应该是“贷款创造存款”，这一独特理论大大颠覆了传统货币金融学“存款创造贷款”的逻辑。

　　按照孙国锋的理论，商业银行的每100元贷款一定会创造出100元存款，假如贷存比一定不能超过75%，那么就意味着75元的贷款能够创造出100元的存款，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事实上，即便在传统的“存款创造贷款”理论也承认，100元贷款只能创造100元存款。假如贷存比为75%，但这仅意味着新增100元存款其中只有75元能够再次放贷，而这75元贷款还是能够创造75元的新增存款。

　　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创造理论究竟应该走哪个方向？其中奥妙须得留待理论大家给出论证。记者比较感兴趣的是，孙国锋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或者印证当前中国货币操作中一系列突破传统的做法。

　　首先，按照传统的货币创造理论，在有贷存比约束的情况下每100元存款在商业银行体系内并不能无限创造货币，其货币创造的能量是递减的。这一原则，也意味着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是有限度的，并不能在短期内大量膨胀。但自2008年底以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想象空间。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数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从2003年初的27.66万亿到2008年三季度的59.35万亿元花了大约6年时间，总资产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多；但从2008年四季度起，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从62.39万亿元膨胀到2011年11月末的107.97万亿，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增加了73%。

　　回头审视这段历史，其中固然有央行连续下调准备金率，向银行体系连续注入基础货币以推动银行放贷的因素所在，但在银行体系中由来已久的以派生存款支撑新增贷款的传统，也在侧面印证了孙国锋的理论逻辑。实际上，如果2009年上半年如非实体经济的实际用款意愿不足，导致银行体系大量发放的贷款回流成为派生存款，进而增强了银行的放贷能力，那么最终创纪录的7.37万亿贷款也不太可能投放市场。

　　其次，按照孙国锋的理论，外汇占款对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带来的影响也能得到很好的解释。正如前文提出的问题，在75%的贷存比约束下，是什么原因能够让75元的贷款创造100元的存款？部分业内人士给出的答案正是外汇占款。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过去数年中中国的货币创造构成外汇占款和贷款的贡献基本稳定在25：75，也就是说75元的贷款仍然只创造了75元存款，剩余的25元存款则是央行通过外汇占款途径投放市场的基础货币。

　　而在现实的观察中，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到外汇占款对银行存款带来的影响。在2009年初，即便上半年银行系统向实体经济投放了7.37万亿规模的贷款，但商业银行普遍的贷存比指标并不太高。翻阅央行统计数据可知，2009年至2010年正是外汇占款增长的高峰期。在彼时，目前流行的理财产品、信托等种种绕开新的规模管制的办法也尚未盛行。

　　但到2011年末，随着外汇占款的增长速度由快到慢，最终出现负增长局面。贷存比指标对于商业银行新增信贷的约束能力才渐渐显现出来。在2011年6月份以后新增贷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大部分商业银行贷存比均逼近75%的红线。

　　有意思的是，根据孙国锋的理论，75%的贷存比将被证实是一个理论上伪命题。而更有意思的是，银监会在2010年底曾经有选择性地将中小银行贷存比放宽至80%之后，目前业内对于监管进一步放松贷存比考核的期待也在不断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