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金融市场是一个风险密集的领域。对市场参与者来说，理性认知、全面认识风险毫无疑问是一门必修课。风险有不同种类，政治风险当属其中常见且影响很大的一种。美国人伊恩·布雷默和普雷斯顿·基特的这本《肥尾理论：不确定世界的政治思维》，就从全球化的视角和政治学的高度，专门探讨了政治风险以及政治风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本书所说的“肥尾”，是指未预料到的厚尾或者突起，通常出现在用于度量风险及其影响的分布曲线尾端。它以图表的形式来描述一种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于某类特殊事件，这类事件发生概率极小，然而一旦发生就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作者指出，任何可以直接或间接改变经济资产价值的政治事件都可以被视为政治风险。一项宣战、一次恐怖行动、一项征收私有财产的法律和一次对外国投资管理规则的改变，都是政治风险的例子。一项特殊的政治风险的影响依赖于谁吸收了其最坏的效应。公司由于政治事件可能损失人员、金钱和产量。政府也可能损失所有这些以及它的独立性。有许多工具、方法和观念，可以帮助公司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和预测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它，因而作者也从风险评估者的性情开始来理解政治风险。菲利普·泰特劳克主张把分析师分为两个类型：“刺猬”和“狐狸”。刺猬只知道一件夸大了的事情，并且可能表现为狂热的追随者而拒绝考虑其它可能。狐狸知道许多事情，从而在预测下一步时会组织广泛的信息和分析框架。泰特劳克认为狐狸式的分析师更能容忍反对意见并且纵观全局，因此成为更好的风险分析师。但刺猬式的分析师也有优点，更适于决策者并消除现存的文化和组织上的偏见。比较分析后，本书作者指出，泰特劳克的研究结果是：最好的预言家具备刺猬和狐狸两种特征，他们是折中主义的思想者，能够容忍反对意见。

　　本书的精彩之处，我认为主要不在于用理论语言来对政治风险进行分析，而在于通过历史叙事来对政治风险进行解读。书中这方面的史实很多，比如，拿破仑战争期间，银行家罗斯柴尔德预判认为战争进行时间将会很长，故大手笔买入黄金。结果却是战争很快结束，罗氏家族买进的黄金一路贬值。而罗氏家族最早获知滑铁卢战况，又使其在政府公债投资上大赚了一笔。再如，1978年11月发生于德黑兰的所谓“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此后，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伊朗溢价”成为投资人的一个心结。还有，意大利恐怖主义组织红色旅在1969年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所谓“领导之年”里的恐怖暴力行为，多达13000起，也给解读政治风险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有史以来，有关典籍汗牛充栋，风险事件也足够教训深刻，为什么人们（比如那些关键的少数人）仍然会前赴后继地成为风险的受害者呢？在《报告与警告》一章，作者做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人们根据事实理性地倾听、传达、判断以及行动的能力，都会被一些固有的偏见和观念所束缚。一个人，作为组织或者一种文化的一部分，习惯于去听一些特定的事情而把其他的过滤掉。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萨自信自负，自认为是继萨拉丁之后最伟大的阿拉伯领导人，他对于负面消息向来不会做出好的反应，那些曾给他提供负面消息的人因受到他的惩罚而大感后悔。作者指出，任何一个领导层（政府的或者企业的）都期望听到他们想听到的，因此他们就有可能会惩罚那些带来负面消息的人。在本书中，萨达姆仅是认知偏见的载体之一，另外，格但斯克造船厂事件当事人也是认知偏见之一种——一厢情愿的载体。认知偏见中另一种常见的类型是“镜成像”，也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在外商投资者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企业向外扩张投资时，某些当事人会天真地认为新兴市场的政府和民众会和他们一样，以经济和市场驱动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然而这些国家的人是在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约束条件和对事物的感知下运行的。还有一种认知错误是把细节和精确度混淆，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陈述或信息越详尽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就越高。

　　本书不仅解剖了人们面对风险时何以会出现失误，还评价了人们正确应对风险的种种努力，如摩根士丹利的风险控制，在《结论：在不确定环境中化解政治风险》中，作者总结了人们应对政治风险的四种办法：消除威胁、降低风险、隔离风险、完全避免风险。作者说：“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风险与政府和公司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强，不会越来越弱。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贸易和资本的流动性以及国内外思想自由交流并没有使得政治出局。历史不会终结，而只不过是暂时被遗忘。战争、恐怖主义、征收、利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出于政治动机的立法以及国内外冲突并未消失。”作者还说，虽然政治风险难以量化，政治风险和风险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理清，但在经典侦探故事中的提问“受益者是谁”，可以提示人们找到风险来源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