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本报评论员

　　近些年来改革动力不足、改革步伐停滞不前，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迟迟得不到较好解决，这与人民群众的期待有较大的距离。如何推动已经步入深水区的改革事业，有识之士为之宵衣旰食。

　　改革难以推进，一个重要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过往30年的改革，客观上使全社会利益出现分化，这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承认个人利益并通过利益激励来激发人们的活力和创造力，本来就是改革的应有之义。但是，在过去的改革中，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制度建设没有跟上，相关的制衡机制未能建立，这使得利益分化之后，平衡机制缺乏，进而导致“改革红利”严重分配不均，在有效制衡机制缺乏的情况下，分化了的利益格局固化起来，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垄断利益集团、权贵资本集团、裙带资本集团、公务员群体集团等。这些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游说能力，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些人甚至给人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感觉。这些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从过去那种不均衡的改革中获得了大量利益，其中很多是不当利益，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自然而然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有抵触情绪。目前，阻碍市场自由竞争，扭曲收入分配，阻碍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协调推进的主要力量正是这些利益集团。

　　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部分人对改革、对市场经济本身产生怀疑。政改、民主、法制建设滞后，直接结果就是发展成果未能被广泛共享，社会公正未被广泛落实，垄断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势力借机壮大，“改革”一词也因此蒙上了许多负面色彩，特别是网络舆论已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污名化”现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左”的思想也有一些回潮迹象，一部分人美化过去，希望回到原来那种“一大二公”、公有制占绝对比重的时代，希望回到原来那种看似公平的分配制度上来，甚至希望回到原来那种依赖领袖魅力型领导人发动群众运动来推动发展的道路上来。尽管这些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那种不能全面客观看待改革得失成败，对改革产生怀疑和动摇的倾向，也是值得警惕的。

　　还有另一种经济思潮，近年来也颇有影响力，那就是对市场的作用认识存在偏差，过分夸大政府和国家的作用。这些人也看到了中国经济中出现的某种弊端，但却将解决问题的办法寄望于国家和政府，过分强调政府和国家在经济生活和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国家和政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力量，政府解决问题的效果要比市场好，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比社会强。 尽管各种怀疑市场化改革的思想观念内容上相差较大，但有着诸多共同点。一是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喜欢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自居。二是严重误解市场与政府、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他们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市场情结，对于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不良现象，不是寻根溯源去找解决之道，而是一股脑地归罪于市场经济本身。他们要么误解公有制，反对多种所有制并存，反对适当约束国有经济规模特别是国有垄断经济的规模，要么在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和竞争中，掺进大量玄之又玄的阴谋论，陷入经济民族主义的陷阱。

　　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配置的最有效途径，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反复验证了这一规律。市场有缺陷，但一旦动摇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带来的必然是灾难。当然，在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社会的边界上，并没有稳定不变的一条线。很多国家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政府的力量、国家的力量曾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例如，美国和德国早期都实行过贸易保护主义，日本、韩国等国政府也凭借产业政策推动增长。在市场秩序扩展的历史中，也曾出现过资本与劳动、资本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失衡，但通过推行民主和法制，市场的弱点可以得到矫正，否定市场另寻他法来解决，只能是死路一条。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媒体上特别是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了许多质疑和否定市场的言论，这些不了解经济发展规律的片面之词，极大地干扰了人们的正常思维，为国家和政府过度干预、不当干预经济提供了舆论场。

　　在“市场与政府”、“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除某些极特殊阶段，市场和社会始终是基础性力量。一味寄希望通过扩大公有制占比来保证普通民众利益，是忘记了中国人曾经吃过的苦头。一味寄希望通过计划或加大政府对微观企业和产业干预来调节经济运行的人，过度夸大了计划者的能力，也过度夸大了他们的大公无私。“诺斯悖论”告诉我们，政府并非一个抽象存在，而是一个由具体个人组成的实体，指望他们不偏不倚地执行神圣的使命，无疑是天真幼稚的乌托邦。用阴谋论心理看待国家之间竞争的人，是错误地将国际经济交往视为“零和博弈”。寄望强势政府和国家来使国家获得有利竞争地位的人，是误解了今天国际竞争的本质。今天的国际竞争，主要已不再是国家意志的竞争，而是体制优劣的竞争、民主与法制的竞争、个人自由社会和谐发展的竞争、创新能力的竞争。

　　应当警惕的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阻碍改革时，常常散布一些反市场化的理论，他们有时以“特殊论”作为对抗改革的挡箭牌，有时通过为自己披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来达到继续维持既得利益的目的。因为政治改革的推行、经济改革的深化、自由竞争力量的扩大，都会让他们的固有利益受到影响，附着在垄断上面的层层利益，包括裙带资本的利益，就会大幅减少。而不断扩张垄断权力，压缩市场力量对他们最为有利，所以，他们有时不惜将一些市场化的改革建议无限上纲上线。

　　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政府管得太多是主要矛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社会发育不足是主要矛盾，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因此，转换政府职能，发育和壮大市场，特别是壮大民间经济力量，遏制和消除垄断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势力，仍然是最主要的任务。而这应该通过适时启动政治改革，通过加快民主和法制建设来实现。

　　30年前的改革之所以能启动，就在于冲破了各种利益的阻碍和思想意识的束缚。今天，改革事业要继续向前推进，仍然需要冲破各种阻力特别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利益集团的阻力以及种种似是而非观念的掣肘。高举改革大旗，坚持市场化道路、民主法制道路，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