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本报评论员

　　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经济上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不公、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问题，社会生活中司法公正、社会公正问题都是其表现，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却又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反映出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种力量不平衡，特别是政府的权力未受到合理的制约。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环环相扣、层层相接的有机体系。微观层面的现代企业、中间层面的公平竞争市场及裁判员角色的政府，缺一不可。改革行至今天，能推进或较容易推进的环节都已完成，接下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就是划清市场与政府的界限，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转变政府职能。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转变政府职能，概而言之就是要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摒弃“全能政府”的理念，建设一个“廉价政府”和“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在规模、效率、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的政府。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是一个大包大揽的政府。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发育和社会成长，政府的职能和定位发生了很大转变，但直到今天，“全能政府”的痕迹仍未完全消退。譬如，大量国有企业介入竞争性领域、排挤民间经济活动；地方政府掌握土地等重要资源和大量审批权；宏观调控中大量的行政性、微观性干预；过多过滥的产业政策和管制政策；政府部门掌握过大财政收支支配权，机构庞大臃肿浪费惊人。凡此种种，皆是政府权力不受约束的表现。与此同时，在提供公平竞争环境、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又做得明显不够。总之，政府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却管得太多太滥。

　　政府之手伸得过长，不良后果明显:一是挤压了民间经济发展空间，抑制了社会创造力和活力。因为政府掌握了大量资源，民间经济要生存就被迫寻找政府资源，大量精力消耗在寻租设租这类非生产性活动中；二是恶化了收入分配。从大的方面看导致消费投资失衡，从小处看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导致民怨沸腾；三是权力得不到约束，政府会产生自我膨胀倾向，导致政府内部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成为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力量。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看，政府总是有某种程度的自我膨胀倾向，而抑制这种倾向，给政府套上一个笼子，可以防止它越界，伤害到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因此，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限制政府的权力、约束政府的行为是现代各国政治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从经济政治之间关系看，建设“廉价政府”和“有限政府”同时也是当前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一个交汇点。从政治角度看，法治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消除无限政府，确立和维持一个在权力、作用和规模上都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的“有限政府”，其最终目标是在宪法之下，充分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公权力侵犯。

　　要约束政府行为，首先要界定政府职能，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政府职责在于提供公平竞争环境，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介入一些外部性较大的产业，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提供必要但有限的产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等。国有企业涉足领域越来越多、行政管制行政审批环节过多、产业政策过多过滥等问题都应该在矫正之列。因此，减少审批、限制垄断、开放垄断领域、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均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的应有之义。

　　社会职能方面，目前中国政府也是管得太多。理论上，绝大多数社会职能都可以交给社会自身，政府应该从中退出，比如慈善事业、体育运事业、文化事业完全可以采取国际惯例，由民间来挑大梁或主要由民间来承担。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廉价政府”和“有限政府”，从财政上约束政府是一个重要途径。现代政治学家认为，权力过大的政府就像一头怪兽，“让怪兽挨饿”是约束政府的最有效方法，这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财政约束。因为财政的收和支、预算的编制和审批均直接与权力运用相关，政府越界行为如果没有相应财政支持就无法实现。同时，从财政上约束政府，也是控制政府人员规模过度膨胀，避免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当前，中国财政领域的问题还很突出，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实质性改革。财政收支随意性很大，本身就是政府权力不受约束的表现，一些税种的征收未通过法定程序授权，税外收费也十分普遍。在预算方面，编制不细、审议程序存重大瑕疵等等，使预算未对政府形成有效的硬约束，通过“卡住钱”来卡住政府的手还没有成为现实。因此，转变政府职能，不妨将严肃财政纪律、大力提高财政透明度作为一个重要突破口，通过这种外部的强约束来收到倒逼的效果。而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把一个“全能政府”变成一个“廉价政府”、“有限政府”，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建立起来，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才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