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问题，不是经济增速是否在某一个时点受资源要素约束突然减速，而是不可持续的既有增长方式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有可能吞噬经济成果。

　　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政府自身。既需要决策层以时不我待的决心加快推进发展转型，更有赖于良好的制度执行力来扫除改革的羁绊。迫切需要落实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形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只有在此基础上，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取得实质性突破。

　　当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8年来首次调低到8%以下时，世人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政府经济决策的日趋理性，亦反映出决策层超越速度情结之后对经济转型的强烈期盼。

　　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变轨

　　令笔者担心的是，一向对经济增长速度有着特殊偏好的各地政府恐怕未必在各自的经济棋局上严格贯彻中央的发展思路。事实上，在“十一五”规划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就出现了实际经济增速比预期增速高出几个百分点的现象。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今年的实际增长速度会超过8%。这也难怪，在既有的政绩考核机制中，仍然视超额完成经济增长目标为相当积极的因素。何况在经济统计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的当下，对某些地方官员来说，经济增长既是一连串项目投资的结果，亦是一连串的数据处理过程。

　　不过，中国经济在比较优势渐失，逐步告别“入世”红利、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以及资源供给约束可能日渐加剧之后，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变轨。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和技术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特殊大国决不能满足于经济规模的表面扩大，而应从稀缺性和垄断性的角度正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与资源供给约束。如果说美国寅吃卯粮发展模式的副作用还体现在仰仗美元霸权而对他国经济的掠夺上，那么中国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显性风险则主要在内部循环。可以想象，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有美国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是美国3倍的中国，要维持年均8%哪怕是7%的增长率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且不说中国业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载既有增长模式造成的进一步污染，就是国内并不丰裕的存量资源大概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天量需求；假如中国不能克服资源供应瓶颈，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则一旦在资源获取方面遇到难以克服的国际阻力，中国经济发展又将如何得以持续？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日趋明显的实体经济空心化，不仅蚕食着原本较为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正在放大业已累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最近10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财富生态发生了巨变。以楼市和商品炒作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迅速膨胀，加上实体产业资本利润率的降低，使得产业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兴趣尤其是技术投入的偏好越来越低，潜藏的系统性经济风险不容忽视。

　　转型和改革才有出路

　　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依靠经济政策的拉动是促进就业和财富增长的必要路径，但绝非最优路径。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其实，决策层早已明白：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形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而消费的拉动需要配套制度改革的保障。因此，决策层应当思考的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

　　其实，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中央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十二五”发展规划更是强调经济战略转型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影响越来越大的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政府为了短期的社会稳定而牺牲经济转型的大局。

　　制度执行亟待扫除羁绊

　　可见，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问题，不是经济增速是否在未来某一个时点受资源要素约束突然减速，而是不可持续的既有增长方式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有可能吞噬经济成果。如何消除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既需要决策层以时不我待的决心加快推进发展转型，更有赖于良好的制度执行力来扫除改革的羁绊。

　　在经济战略转型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拖延转型只会增加边际成本。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既要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亦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应尽快破除制约经济转型的诸多约束条件。

　　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政府自身。今后一段时期，迫切需要落实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以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只有在此基础上，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取得实质性突破，压抑已久的中国民间投资热情也才有可能大大释放出来。进一步地，政府在与既得利益集团彻底切割的同时，亟待通过理性的决策与高强度的执行力，致力于经济转型框架的全面落实；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通过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更是落实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必修课。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