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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记者 邱晨

  见证和参与了我国证券行业20多年的发展，在大同证券董事长董祥的眼中，我国证券业传统经营模式已走到了尽头，行业创新大发展时代才刚开始。

  从规范期到创新期

  要想了解证券业未来发展方向，就必须先深刻了解证券业过去20年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认知当前所处的环境。董祥认为，我国证券业的发展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创期、规范发展期和创新发展期。

  在证券行业开展“三年综合治理”之前，该行业处于初创期。当时整个市场处在相对混乱阶段，缺乏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

  “在综合治理之前，虽然出台了一定的法律、法规，但实际上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证券公司和投资者，合规意识都相对薄弱。”董祥称。

  综合治理结束之后，证券行业进入规范发展期。董祥表示，“在这期间，行业进一步建立合规体系，包括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控体系等，其创新更主要体现在行政主导型的创新上。”

  “不经过规范发展阶段，券商搞创新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基础且会重蹈覆辙。”董祥强调，规范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令整个证券业在脑子里映入合规的意识，因此必须要肯定这个阶段。

  从2011年开始，行业正式迈入创新发展期。在董祥看来，此时期仍有许多在规范发展期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待消化。

  首先是来自政策层面的影响，相应的规章制度需要与时俱进，而现存的一些券商监管制度属规范发展期的产物，目前已相对落后。

  “每一项规章制度的出台都有历史背景和原因，现存的一些制度在规范发展期体现了它们的价值和必要性，但在新环境下就需要调整了。”董祥称。

  董祥认为，目前以资本为核心的监控体系有待改善。“在新时期，由行政主导型的创新向市场主导型的创新转变过程中，这个体系的结构就有必要调整。”他表示，因为这个体系原来的主导思想是以风险控制为主，目前则大大抑制了券商主动创新的热情。

  除受政策制度层面影响外，券商自身也有许多缺陷有待消除。

  董祥表示，目前券商的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弱。在规范发展期，券商过度的合规意识在新时期成了一种劣势。事实上，目前券商的违规行为多数属于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性问题，而不是过去那种主动性违规行为。

  “目前，市场需要营造一种创新氛围和环境，没有这些，创新步子会走得很慢。”董祥补充说。

  旧模式的冬天

  在许多人的眼中，我国证券行业正经历一场漫长的“冬天”。甚至许多业内人士预计，将有一批券商无法度过严寒而倒下，证券行业正面临一场大整合。

  但在董祥看来，我国证券行业并没有进入冬天，而是传统经营模式进入了冬天。

  “放在大的背景下看，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调整，所引发的阵痛将持续一段时间。”董祥表示，券商同样面临着经营模式和盈利结构调整，传统模式已走到尽头。

  从行业发展前景看，董祥认为，我国证券行业正好迎来发展的春天。以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作为参照，我国金融资产结构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目前，银行资产占我国金融资产的比例约为90%，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50%左右，因此我国证券行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这个发展的春天必须依赖于包括监管层、券商等的齐心协力。如果不形成合力，这个春天会像今年上海的春天一样，晚到很多。”董祥补充说。

  董祥认为，证券行业要创新就必须拓展整个行业的业务广度和深度，而拓展业务广度需要得到监管层的支持，营造出一种鼓励创新的氛围和环境。

  “营造券商自主创新的环境，例如需要监管层将创新失误与恶意违规严格分开，建立一套合理的容错机制。换句话说，从规范发展期延续下来的许多制度亟待完善，以适应新时期的要求。”董祥称。

  同时，对于放宽监管环境，董祥建议应该定红线、定底线，然后腾出创新空间和范围。而对于行政主导的行业指引，董祥则并不完全赞同。“实际上，指引应该是各家券商在摸索、实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如果不考虑券商之间的差异，而要求在同一指引下经营，是不合适的。”董祥称。

  另一方面，券商也必须通过创新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增加新内涵，拓展业务深度。

  在董祥看来，创新有时候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事实上，在原有的业务层面上改变一个条件、一个因素就是创新，关键是这种创新是否被市场接受、被客户接受。”董祥表示。

  而从差异化角度出发，券商应该形成多种类型的创新发展方向。

  “只要监管层把宽度放开，深挖市场，那么券商会探寻不同的发展方向。”董祥表示，在这一点上，国际投行的经验值得借鉴。例如已成形的高盛模式、美林模式、嘉信模式、爱德华·琼斯模式和斯考特模式。

  合作共赢

  在谈到创新理念时，董祥认为创新不应拘泥于业务和产品范围，应该将视野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

  董祥表示，券商之间除了竞争关系外，若能够抛开成见进行合作，那么这种合作模式将是证券行业的一次成功创新。

  事实上，以往券商业务高度同质化，券商之间合作的空间很小、基础也很薄弱。但是，随着证券行业创新的推进，券商将走上差异化道路，而这种产业链上的分工将大大拓展券商的合作空间。

  董祥以优化成本结构为例，提出一种合作的模式。“比如，我们可以跟大型券商合作，降低后台运营成本。”他表示，目前按照相关要求，每家券商都要具备有战备能力的大型机房。如果券商自己建设，这将增加几千万元的成本，对中小型券商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一些大型券商投资几个亿建立大型机房，实际利用率却只有10%～20%。

  “我们可以租用这些机房。这样一来，我们既能节省了建设成本，对方也能提升设备使用率。”董祥表示，通过这种简单的合作，双方可以实现共赢。由此，各券商可以将资金投入自己专注的领域，从而实现券商产业链上的分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实现互补互利。

  放宽牌照时机已成熟

  董祥表示，目前对于券商净资本杠杆率的限制，已成为横亘在行业创新面前的一道阻碍。

  “目前整个行业的平均净资本杠杆率大概是1.2倍、1.3倍，这意味着我们券商在拿净资产来经营，我们这个杠杆率还没有普通工商企业的杠杆率高。”董祥感叹地说。

  董祥同时也承认，在过去券商业务仍处于高度同质化的时期，放宽杠杆率的时机还不成熟。

  “扩大券商杠杆率的前提，是必须放宽券商的经营范围。在目前鼓励创新的环境下，条件已经相对成熟。”董祥表示，杠杆率的高与低一定是与业务的种类、规模、业务范围相关联，如果整个行业的业务不放宽，松绑杠杆率也没用。

  董祥强调，对于券商杠杆率的设置不应该实施“一刀切”政策，而是应该按照分级、分类实施差异化管理。

  “承受能力强的券商可以把杠杆率放大，承受能力弱、风险控制能力弱的券商一旦放大了杠杆率之后，反而容易自取灭亡。”董祥称。

  另外，在董祥看来，营造一种创新环境，不仅需要对舆论环境和监管尺度的把握，还涉及券商业务牌照的开放问题。目前的牌照模式，仍以券商净资本作为衡量指标的旧时期产物。

  “比如说自营需要动用资本金，所以涉及券商的净资本。”董祥表示，但券商主要从事资本中介业务，因此许多业务不需要占用资本金——只是普通的中介业务，因此不应该与资本金挂钩。

  “应该划分好两种类型的业务牌照发放标准，不能一视同仁。”董祥称，否则将抑制相当一部分中小券商的创新活力，而不利于整个证券业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