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刚刚结束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5月4日晚间中美双方联合发表的新闻稿中提到，中方承诺将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中方承诺，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

  提高上市公司分红比例，是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段时期大力倡导的一个政策选项。但上市公司提高分红比例仍然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上市公司2011年年报公布刚结束，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检查上市公司分红状况的机会。数据显示，全部上市公司中共有1613家提出了分红预案，占比为67%，超过了此前三年平均56%的水平，但是预计分红金额只是6068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的31%，与此前三个年度比较并没有明显上升。

  上市公司分红水平低，是A股市场久治不愈的一个顽症。由于上市公司普遍缺乏分红意识，导致投资者热衷于攫取交易利差，加剧了市场炒作，也加剧了让中小投资者难以承受的市场风险。出乎投资者意料的是，此次中美会谈将其列为磋商的一个议题，可见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一个“国际问题”。美国人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新闻稿中披露，美方之所以向中国提出这个要求，其原因在于，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后带来的收入可用于资助政府的社保和养老开支，从而有可能降低中国人大量储蓄的必要性，让他们提高消费支出，从而达到刺激中国内需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强调的是提高国企分红比例，而未涉及民资类上市公司。这与政府可以直接行使对国企的管理权有直接关系。国有企业上市以后，国家仍然以控股形式掌握着对企业的支配权，因此，国企分红水平过低，实际上反映了对国企管理过松的现实问题，政府在这方面负有直接的责任。我国相当多的国企，在得到政府资源支持甚至得到直接的政府补贴并以此创造出高于其他类别企业的利润以后，却未能向市场反馈相等的回报，尤其是进入资本市场的国企，未能以高额的分红体现其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这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在A股市场上，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占有优势地位，特别是央企，但它们在分红上常落在后面。很显然，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意识薄弱，分红比例过低，与国有上市公司未能起到表率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地说，企业是否分红，更多地是“内政”，企业出于资本积累、开发新项目等需要，在经得股东大会通过以后，可以在某一年度少分红甚至不分红。但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来说，这个原则却不一定完全适用。这是因为，国企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全民资源，虽然它们在经过股份制改造以后，其资产已为股东所有，国家通过国有股来体现其所有权，但是，国企所占有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占有的是全民资源，那些非股东的普通民众其实也在曲折地为这些企业作出贡献。因此，如果这些国有上市公司少分红乃至不分红，即使能够得到包括中小投资者在内的全体股东的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普通民众的应得利益。目前，我国社保基金面临严重的缺口，为了保值增值，甚至产生了入市炒股的迫切意愿，但其间蕴含的市场风险显然不可低估。解决养老金等的缺口，资本市场可以寻找到更合适的途径，这就是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分红额，并规定国家应从得到的分红资金中拨出一定比例转移给社保基金，让全体民众能够享受到国企上市所带来的利益。

  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是我国政府在此次中美对话中所作出的庄严承诺。这些公司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所在，做提高分红比例的表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国企的要求不能仅仅停留在鼓励、督促上，而是要有刚性的制度约束。现在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当它们伸手向政府要求政策倾斜时，它们摆出的是一副国有企业的面孔，希望享受到行政干预的好处，但当要求它们提高分红比例时，它们又会将自己往上市公司那边靠拢，希图以市场化的原则来规避分红。这种首鼠两端的制度安排使政府对国企的支持成了一部分国企高管捞取个人利益的通道，全民的资源成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这种现象显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如果说由管理部门出手，对包括民资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制订强制性的分红规定有所不妥的话，那么，这种强制规定首先可以体现在国有上市公司上，让分红成为它们必须行使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提高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比例的承诺才不会落空，A股市场的分红水平也才能出现大幅度的提升，并进而推动市场走上理性投资的良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