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本报评论员

  面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稳增长的“政策组合拳”近日陆续出手。其中，铁道部、卫生部、交通运输部、证监会、国资委、银监会等六部委密集出台吸纳民间资本的政策意见，尤其值得关注。一个细化落实“新36条”的“让利于民”的春天，似乎正姗姗走来。

  从本轮稳增长的“政策组合拳”中读出“让利于民”的价值取向，主要基于两点：其一，从国务院到六部委的表态与所出台的政策，均将民间资本放在重要的位置看待，一些传统的国有垄断行业也藉此向民间资本开放；其二，除了动用财政补贴鼓励居民消费的手段之外，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并改善民生的结构性减税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让利于民”这个词，含义很丰富。“让利于民”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对于政府而言，“让利于民”的对象有两个：一是民众，二是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所让之利，既包括有形之利，如实体财富等；也包括无形之利，如机会成本等。“让利于民”不仅意味着政府将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也意味着政府对着自身进行改革，限制自身与民争利的权力冲动。

  因此，“让利于民”内含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价值取向。“让利于民”的长效机制一旦形成，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土壤，民众的预期收入将会稳步提升从而为扩大内需注入源头活水，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将会因种种藩篱的解除而大显身手，三者所形成的联动，必将给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无穷的驱动力。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让利于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让利于民方面，近年来广受称道的举措是提高个税起征点；在让利于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方面，去年以来出台了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业也加快了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步伐。但总体而言，这些年来中国政府让利于民的力度与广度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家财政收入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其中特别需要反思的是，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在眷顾做大国有资本与国有经济的同时，对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形成了不公正的排挤效应。针对“国进民退”的批评再起，并非空穴来风。

  眼下正在着手展开的新一轮经济提振系列举措，将稳增长与“让利于民”结合起来，在传统政策套路中注入改革元素，其效果的确令人充满期待。但是，鉴于在既往的市场化改革中，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命运多舛，尤其是在所谓“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忽而被利用救急、忽而被扫地出门并非遥远的往事，为慎重起见，有必要给有关决策部门敲敲预警钟。

  这个预警钟，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从现在起，在“让利于民”这个问题上，权力之手必须做到不争不抢不折腾。不争，就是权力之手不能与民争利，类似于滥设路卡乱收费的“雁过拔毛”行为，必须抓紧叫停；不抢，就是权力之手不能从民众和民企手中抢蛋糕，诸如暴力拆迁民房、强行出卖农田、强行向民企摊派费用等做法，必须坚决禁止；不折腾，就是“让利于民”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实践与口号的一致性，不能反复无常，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从目前六部委出台的旨在细化“新36条”的一系列举措来看，对民间资本的包容度与开放度显然大有提升。譬如，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时，不得在意向受让人资质条件中单独对民间投资主体设置附加条件”的新规定中，就可以窥见政府平等对待民间投资主体的诚意。但是，这一规定单列出来陈述，也表明在我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对于民间资本的偏见是何等强烈，要真正矫正这一偏见，仅仅凭几条单列的政策规定恐怕远远不够。

  另外，六部委的新举措在吸纳民间资本方面所表现出的力度固然很大，但是在如何保障民间资本进入国有命脉行业后，能平等地分享投资成果，且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伤害方面，则缺乏周密可靠的机制安排。这也难免让冀图在传统国有行业有所作为的民间资本心存隐忧。

  再者，各部委的“意见”乃至国务院的“会议精神”，通常有一定的周期性，不排除它们有随着官员变动和政府换届而调整的可能性。这也是民间资本进入国有经济领域所要考量的政治风险。

  六部委吸纳民间资本的政策意见公布后，一些评论人士为此鼓掌叫好，一些人对此表示审慎乐观。在微博上，也有网友用“请君入瓮”、“关门打狗”、“剪羊毛”等戏谑之语，来解读六部委吸纳民间资本的新政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完整的语境所聚会的民意，值得我们怀着“兼听则明”之心去认真思考。

  “让利于民”的确是好事，但把这件好事做好的确不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如何确保权力之手不争不抢不折腾，恐怕还必须超越“意见”和“会议精神”层面，到法律和制度层面做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