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近日阅读郎咸平、杨瑞辉两位教授合著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一书，两位教授在书中谈道：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虽然分属不同的流派，但二者其实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反腐败。亚当·斯密与马克思都痛恨官商勾结，压榨穷人。亚当·斯密鼓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要求官商分开；马克思则是主张通过民主与法治手段，来改变政权的压迫性质。

  我无意全面评论这部著作，但是，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反腐败”绝不是一件小事情；一种社会制度，一个政治体制，绝不是先设计好这个制度以后，再来考虑如何消除腐败；“反腐败”的考虑要成为制度设计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对制度作大改动，甚至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制度选择和建构的方向。领导人讲讲话，文件中写一段；无论这个领导如何清廉，如何贤达，如何勤奋，都不过是杯水车薪、毛毛雨。

  一个不具有自我净化和再生能力的体制，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体会最深。在古代，一个朝代，开国时期往往最为廉明，原因在于掌权者具有下层生活的实际经历，目睹了前朝的腐败。这种警觉感经由口口相传，通常可以维持几代人。然而一般来说，几十年后“开国效应”即告耗尽，政权随之也就陷入了腐败和动荡之中。汉、唐、宋、明等几个主要的汉人政权，莫不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种传统的儒家君主制缺乏自我净化能力，它内在着一种缓慢的、然而却是系统性的崩溃倾向。通过阅读史料，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倾向。

  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学者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名震一时。两位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帝制政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王朝更替数千年，总是帝制的往复轮回；可见，这种体制具有一种“超级的稳定性”。对于这个理论，我们必须作出反驳。首先，王朝更替往往经过战争与杀戮才能实现，社会动荡以至于此，这能算是一种“稳定状态”吗？新王朝替代旧王朝，不能说这是旧体制“自我修复”的一种方式，因为那个旧体制已经不存在了。这就好比说一个人从疾病中康复了，而另一个人病死了；你不能说“病死”也是康复的一种方式。旧王朝崩溃之后，人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选择重建帝制；这并不是因为旧制度好得让人沉迷其中，而是因为在有限的历史实践中，我国人民的确没有能够发明出可以与帝制相竞争的其他制度，加之东亚大陆在地理上的封闭性，其他更为优良的制度（例如民主制）也没有能够传入。没有竞争和自由选择就谈不到哪种体制稳定，哪种不稳定。在我的老家陕西，在改革开放之前，村民们在冬春季经常只能吃玉米度日，这是因为白面很少，但是玉米吃多了是要拉稀的，你总不能说“冬春季吃玉米”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吧！所以说，这种理论真的让人很“无语”。

  事实恰恰相反：专制制度具有一种不稳定的本性，它在长期内具有一种强烈的、系统性的、几乎不可抗拒的腐败趋势。这是我国古代大多数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相信大多数读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为了挽救自身的腐败，统治者常常会进行道德说教和意识形态宣传。于是，“唱高调”也就成为一切专制政体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还是从儒学讲起。儒家治国的方法建立在“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之上；它要求人们自觉地做君子，不做小人。但是，实际情况是，君子虽然可以享有较高的道德地位，却必须安于清贫，必须用钢铁般的意志来忍受低于常人的生活标准。如果你想要过得宽裕一些，那么，贪腐即使并非华山一条路，也是一种捷径；至少，还有大量暧昧的灰色地带可以涉足。于是，传统的官场社会往往是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这里至少有三类人：一是少数的道德楷模，被人家树立起来，供奉起来，只好暗中叫苦，一条道儿走到黑；二是大量的贪腐者，虽然得了实惠，却失了人格，只能“苟活”，不能挺起腰杆做人；第三类则是君主，一面对别人进行思想品质教育，另一面则从心所欲，全无禁忌。我同情清官，也同情贪官，因为正是制度分裂了社会，压抑了人性，制度把人变成了鬼。儒家试图建立高于法治的“美好社会”，其结果是每一个“盛世”都在混乱中收场。

  建国以后，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从算法的角度看，它却并不正确。一个社会不可能脱离它的历史。有形的东西可以打碎，无形的思想却会顽固地继续存在。各种政治运动搞来搞去，结果还是旧的一套最为得心应手，甚至更加泛滥。改革开放为我们根除体制性的腐败提供了良机。可是，时至如今，一说到反腐败，有些人仍然是高调唱得山响，尽讲一些正常人听不懂的鬼话，却不去认真地检讨、反思和纠正制度上的种种弊端。这些人的“反腐败”未必是真心的，客观上他们其实是在为特权和腐败打掩护。有的人属于糊涂，有的人则是用意很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技巧。

  以“统计腐败”为例。统计机构要独立而透明地运作，这是世界各国的一个通例。然而，在我国，统计数字向来都是一个敏感而又神秘的话题，统计数据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统计部门要接受上级统计部门和同级党政机关的双重领导，什么数据可以公布，什么不能公布，以及何时公布，都有长官意志存在于其中。想想看，要服务于人民，假若不了解实际情况，它又如何作出正确决策呢？人民不能及时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又如何评判政府工作的好坏呢？可见，长官意志干预统计工作，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遮丑，掩盖问题，粉饰太平，避免接受人民的评判和民意的压力。这只对长官个人有利，丝毫谈不到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反之，假如我们立即采取适当的举措，使得统计机关真正独立于一般的行政部门，只受专家的领导和民意机关的监督，并且全面放开民间调查机构参与竞争，那么，各级政府机关都将会长久地处于真相的压力之下，行政的积极性也就可以长久地得以保持；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拒腐防变”的方法啊！所谓的“自我净化与更新能力”，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由于我国统计机构缺乏独立性，国家和人民曾经因此遭受过极为巨大的损失。例如，“大跃进”年代各地对于粮食产量“放卫星”，连最高决策层也搞不清真相究竟如何。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本人后来也对此懊恼不已。不时有人质疑我国的统计数字（包括检测数据），这本应成为我们闻过辄改、重建信誉的机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总有人不愿意正视质疑，反斥之为“居心叵测”。如果一家餐馆的确发生过卫生问题，就不要抱怨客人老是怀疑它。知道了造假的严重后果，知道了重建信誉的不易，就应该牢牢记住，从体制上设法予以根本的杜绝。这才是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