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历史在传承中延展，社会在革新中进步。

  再过一段日子，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将迎来世代更替，接下来，政府领导集体也将随之换届。目前中国政治决策层正处“接力区”，对于交棒者而言，依然要保持较高的速率，为继任者提供充足的正能量；对于接棒者而言，也要尽快提速进入角色，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对接。

  朱镕基总理在卸任前曾幽默地表示，“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并解释说“我留给下届政府的不只是债务，而是优质的资产。”中国近十年的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了这位前总理的战略眼光与预见性。他在任内的最后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还强调，“只要我们能够办的事情，尽可能在本届政府里办好、办完。”——用实践为自己在履职之初宣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出注解。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年初也公开表示，“本届政府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两位总理秉持了勤勉尽责、守职不废的赤子情怀，积极为接任者扫除前进道路上的坎坷与障碍。

  十年轮回，中国经济发展又到了考验决策者智慧的时候。随着希腊、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金融市场与主权债务压力不断升级，刚从美国次贷危机阴影里走出来的全球经济又开始打摆子，无疑给刚刚走上国际化之路、并饱尝自由市场经济甜头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本届政府履职的最后半年多时间里，政府最应该从哪些地方发力？为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并给下一届政府施政留有更多的腾挪空间，应该把控好“七个一”。

  一是稳增长措施要温和一些。从4月份开始，决策层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了预调微调力度，年初以来央行已两度降准、两次降息。不过，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推出的4万亿刺激政策，伴生了重复建设、物价高涨等“不良反应”，因此业界对本轮稳增长措施的实施效果心存疑窦，这也是为什么发改委一天批出湛江、防城港等重大投资项目，舆论非但没有喝彩、反而一片哗然的深层次原因。上半年中国经济固然有一些下滑，但若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熊市”相比，7.8%的增速显示出很强的“抗跌性”。考虑到财政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假如接下来各地稳增长举措“用力过猛”，那么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又得忙于为经济降温，大开大合之间，极易给市场及民间投资发出错误的信号。

  二是尽量让物价多歇一会儿。前几年受到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输入型通胀压力续增等因素影响，居民收入增幅多半被飙升的物价所吞噬。直至去年底以来，CPI终于低下“高昂的头颅”，6月份更是降至2.2%，创出29个月新低。因此，适当把控货币政策的阀门，一下子不要拧得太开，让物价多歇一会儿，有利于调整各利益主体的分配格局，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值得警醒的是，近期全球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美国玉米、大豆涨至历史新高。野村证券近日就此发布报告称，中国猪肉价格很可能再度上扬，并预测明年初CPI将升至4.2%。诚如此，中国经济又将陷入防通胀与稳增长的两难境地。

  三是楼市调控要更坚决一些。今年以来，各地变相放松楼市调控政策，本来持币观望的购买者恐慌性入市，导致5、6月份楼市价升量增。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在常州考察时特别强调，“绝不能让房价反弹，造成功亏一篑。”国土部、住建部也于日前发出紧急通知，拟定措施防止房价反弹。如果此轮楼市调控失败，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将贻害无穷，远者之鉴如日本“失去的十年”，近者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拉动GDP增长的方式极为“简单粗暴”：征地—拆迁—卖地—售楼，一旦楼市疲软，这一链条上相关利益主体就将一损俱损，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调控政策时要么跑偏、要么偷步。对此，决策层应该推行首长问责制，必要时敢于亮出杀手锏。

  四是税费清减力度应该更大一些。温家宝总理7月上旬与专家、企业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特别注意完善结构性减税，减少流通环节税收和费用，减轻小微企业税负。中国财政收入与税收增速，长时间大幅跑赢经济增速，固然有其原因，但并非全然合理。当前，在经济减速时，政府应该加大税费清减力度，切实减轻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促进投资和消费，进而带动就业，避免经济下滑带来更多的“次生灾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今年以来地方财政普遍吃紧，各地政府考虑的或许不是减税，而是要扩征新税源，并演变为“结构性增税”，因此有关部门应加大减税政策的执行力度，避免让企业的生产经营雪上加霜。

  五是遏制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更有力一些。审计署报告显示，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早已突破10万亿元，这两年国务院加大了治理力度，但是依然难以遏制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大搞政绩工程的冲动。巨额的平台贷款，也给金融系统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当经济退潮时，那些财力不强、盲目上项目的地方政府，就显露出“裸泳”的尴尬。为此，要尽快构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转移预期的行为控制机制，削弱地方政府的举债动机，同时建立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债务偿还准备金制度，防止偿债资金链断裂而形成债务风险。

  六是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更快一些。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越早开放的行业与领域，企业就越具国际竞争力，老百姓越能从中得到实惠。如家电、数码产品、纺织服装等行业，诞生了诸如格力、青岛海尔等世界知名企业。但是，一些国有企业长期垄断着一些关键性的行业与部门，并且凭借行政力量排斥其他竞争主体，对市场规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相关研究还显示，垄断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7倍，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不公。当前应尽快开放石油石化、通信服务等领域，让民营资本适度参与进来，打破寡头竞争格局，努力让高昂的油价与通讯资费降下来。

  七是确保金融系统更安全一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关乎金融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遏制银行盲目扩张冲动，着力防范道德风险。当前资本市场持续低迷，这既有对实体经济的景气预期，也是对原有估值体系的纠偏，不过已经影响了股民的投资与消费信心。目前一二级市场依然缺乏有效的传导机制，股市低迷仍难遏制企业IPO冲动：一边是二级市场凄风苦雨，一边是一级市场把酒言欢，一些长期在二级市场奋战的资金纷纷“迁徙”，造成市场持续失血。从这个角度而言，新股发行改革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