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在广东考察时指出，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推动出口稳定增长。

  显然，稳出口已经成了稳增长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稳出口就必须找到出口低迷的根源，但高房价作为拉低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因素至今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今年以来的出口数据可谓“危机四伏”，近期公布的7月份中国出口形势更是异常严峻。7月份当月，中国出口总值环比下降了1.8%，同比也增长1.0%，而1-7月累计出口增长了7.8%，与10%的增长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纵观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轨迹，除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年度的增长率均在20%以上。今年这样的低速增长非同寻常。

  从贸易结构看，对欧盟出口的下降（尤其是对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是引起整体出口下行的主要因素，这说明欧债危机是当前外贸出口困境的直接原因。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的下滑是出口下降的主要部分。但是，外需不足只是一种诱发因素，今后即便世界经济出现好转，中国出口恐怕也难以重回往昔岁月，出口高速增长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阿迪达斯生产基地的转移、加工贸易型外资的撤退以及广东和江浙大量代工企业的困境，绝非仅仅是危机时的暂时现象，中国国内生产经营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的上升才是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根本原因。

  在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大幅上涨背后，高房价扮演了重要角色。笔者认为，高房价是中国出口陷入低迷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房价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经历了高速增长，尤以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城市为甚。以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房价波动可分三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的房价态势基本是稳步加速增长；金融危机时期房价有所回落；但危机之后出现了一轮短期的大反弹。全国平均房价水平从2000年开始至今，大致上涨了2.5倍，局部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城市上涨幅度在5倍以上。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渠道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高房价增加了劳工成本。高房价的直接后果是每个工人的住房成本和支出增加，这必然要求工资相应增长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试想当一个工人每月的住房成本达到一千元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接受工资水平低于一千元的。近年来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是这些外在生活成本的增加引起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提高程度远远没有货币工资增幅那么大。第二，高房价提高了生产和营销等商务成本。生产、仓储和营销都需要固定的场所，房产价格和租金价格的上涨对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成本会形成向上抬高的压力。这些价格最终反映在产品价格中，“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优势被不断侵蚀。第三，房价的不断提高会增加以货币表示的产值，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当实体经济不能消耗这些货币供应时，就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通胀的结果会进一步提高劳工成本和商务成本。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情形下，通胀的结果等同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

  分地区看，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增长速度缓慢，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迅速。观察那些出口增长快速的省份，可以发现它们普遍房价较低，如重庆、河南和广西等。这说明高房价确实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近年沿海地区出现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潮”和“用工荒”对立，并伴随工资上涨的局面，看似充满矛盾，令人无法理解，但实际上反映了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沿海出口型企业利润微薄，可以承受的工资上涨幅度有限；另一方面，房价和通货膨胀引起务工人员生活成本急剧上涨，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和必要的支出，他们要求的工资已超过了企业可以承受的水平。工资上涨却挡不住劳务人员返乡的步伐，正是这种规律的反映。

  不少观点认为目前外贸困难是贸易转型和质量升级的结果，是好事，这有一些道理，中国加工贸易确实需要转型，但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这种转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理应随着经济增长，人们生活质量提高，逐步淘汰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但目前的情形是，工资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增加生活质量，也不是因为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引起上涨，而是因为高房价引起生活成本提高，这种上涨不仅会引起出口下滑，也会带来失业增加。所以这种转型并不是一种健康的过渡和发展。高房价带来的商务成本和劳工工资上涨不仅会影响加工贸易，同样会侵蚀一般贸易的发展。

  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不良影响，已经到了不能忽视的程度，不能任其发展，否则当其成为出口主要阻力的时候，则为时晚矣。首先，要充分认识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及传导机制。房价和出口之间的关联目前还没有被充分重视，应该加大研究。其次，稳定房价、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滋生和蔓延。过高的房价不仅影响民生稳定和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也会引导资源错误的配置，挤占实体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还会成为出口的阻碍。稳定房价、促进房价向合理区间回归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以及维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需要。最后，警惕加工贸易受到高房价负面冲击的同时，更要注意避免一般贸易遭受高房价的影响。劳工成本上升较难改变，但商务成本的下降仍然存在空间，要尽可能采取措施，降低商务成本，为“中国制造”争取更大竞争力。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