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人民币贬值预期袭来，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上海的华律师和他朋友雷女士面前——多年积累下来的资产该如何保证安全，又该如何保值增值？

  知名律师华先生在上海滩打拼多年，资产已有千万，理财观颇为激进。自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一季度破6.3后，他便加快了往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存美元的频率，并逐步将资产转移出去。

  他的朋友雷女士则不同，她坚持认为人民币资产没有任何问题，尽管华律师一再劝她换点美元。雷女士1994年进入沪上某港资企业，成为拿美元工资的白领。1998年金融危机后公司倒闭，她又在上海几家报社、电视台“打过杂”，2004年后开始自己创业，在上海有多套房产。

  雷女士对90年代初“汇率双轨制”下的美元情结记忆犹新。那时候上海黑市的汇价是8到1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而官方牌价在4.4到5.4，上海人都流行买些美元放家里，是一种时髦。随后1994年中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最高到过24%，银行定存利率曾高至18%，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汇率一举从5.4贬值到8.6左右，一些城市出现抢购潮和社会恐慌。雷女士印象中，银行门口常有很多换美元的人，电视上也报道过好几起假币案件。但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的担忧显然是多余的。

  与大多数上海妇女一样，雷女士热衷于投资房产，分别在1998年、2000年、2003年和2008年买过房子。短短几年，房产就有了大幅升值。2000年浦东联洋那套房子到现在已经翻了7倍，2003年花14万买的那套小房子5年后卖了78万，她们一家现在居住的浦东张江附近200平方米的复式楼，2008年买时单价1.8万。雷女士说，当时谁都知道买房子就能赚钱。

  对于未来人民币是否贬值，雷女士没有过分在意，也没有去香港开户，她认为房子就是最好的保障。不过，今年以来她曾“协助”一位要好的朋友转过5万美元去香港，地点就在上海外滩的一家国有银行里。

  相较而言，华先生则对人民币资产并不放心，他的担忧主要在于国内公共债务的持续攀升，特别是地方债务的严重程度恐怕不亚于希腊。在此情况下，中国除了走继续超发货币的老路，似乎看不到更多希望。他清晰记得，前几年去银行办理业务，经常取出崭新连号的钞票，可见印钞速度之快，而人民币的购买力也因此逐年“发毛”。

  由于工作关系，华先生经常接触一些中国台湾的企业家，也曾经和他们私底下换过汇——华先生向台湾的朋友提供其在内地日常开销的人民币，而台湾商人将香港账户中的美元按比例直接存入华先生的汇丰银行账户里，以此突破外管局的额度限制。

  他说，内地银行虽然也可以办理美元存款业务，但国内经济政策缺乏制衡，新规定说来就来，根本没法去预判和防范。特别是他注意到，今年5月印度恢复了已解除多年的强制结售汇制度，阿根廷政府也宣布将对国内居民信用卡境外消费加收15%的税费，以阻止资金进一步外流，“相信随着人民币贬值，国内今后对汇款离境的管理会越来越严”。

  另外，华先生也警惕国内税收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他预计，随着地方财力吃紧，加上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家可能加大对有钱人征税，因此，把资金尽早撤出去“心里会舒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