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大地暖流升腾，埋在心底的关注与焦虑在迸发。在中共十八大推出新愿景之时，重启改革终成共识。

  中国处在又一个历史关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交织关联，期望与压力共存。

  历史可资借鉴。20年前，同样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口。中共在1992年6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正式确定这一目标，1993年11月14日闭幕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通过实施改革的50条行动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50条”）。从1994年开始，改革按照此规划“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势不可挡。

  从设定改革目标到制定“50条”行动纲领，从顶层设计到总体规划，走过一个完整过程，指导了其后20年中国改革的历程。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顾昨天，仍然有助于规划明天、造就未来。

  第一章：计划还是市场，

  这是一个问题

  “我为这个报告鼓掌”

  时光回转20年。1992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四大开幕，江泽民总书记作大会报告。当谈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他微微移身，稍稍离开讲话稿，抑扬顿挫地说：

  “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

  在距离大会会场不远的北京景山北边，88岁的邓小平在家中的电视机前听完报告，称赞说：

  “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

  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航船在航行十余年之后，终于用一句话明晰了改革的系统性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突破意义重大。改革有无体制目标，关乎改革成败。在苏联、东欧国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争论了几十年也没有明确结论；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经济改革的目标也是长期争论，几经反复。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特殊历史形势中，如何重启改革成为关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得以确立和不断深化，成为改革能够长期持续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基本保证。

  第二章：历史性选择

  让思考改革的人说话

  “市场”与“计划”的争执持续经年，中共最高决策层也在思考。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共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这正是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视察上海和高层内部谈话中几次阐明的观点。有邓小平指引，江泽民就市场的姓“资”姓“社”问题做出公开表态，叫停了主流媒体对“皇甫平文章”的批判。

  江泽民这一年还阅读了一系列经济学书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的西方经济学，都列入书单。从8月中旬起，他着手筹备召开一轮专家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是为次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做思想准备，主要是“考虑十四大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提法”。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分裂党的政变，国家处于危急之中。次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等人请到家中恳切交谈，要求大家要团结一致。他告诉大家：“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嘱咐“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座谈会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谁来与会？江泽民提出，参加者主要是经济专家，并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真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工作参与比较多；三是要找几个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东问题的专家。

  先后有20多位专家参加了座谈会，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王慧炯；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陈东琪、李琮；国家体改委的江春泽、杨启先、傅丰祥；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还有多位负责介绍国际动态的专家，如《人民日报》的崔琦等人。

  “在民主氛围中讨论”

  座谈会主要讨论三个问题：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其次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在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

  首次座谈会于10月17日召开。

  “座谈会前一两周接到了通知。”今年79岁的经济学家张卓元回忆，到会场后发现参加者都很熟悉，都是当时积极投身改革的同行。

  座谈会从这天上午开始，至12月14日结束，共用了五个半天和三个整天，参加者们称“十一个半天”。

  座谈会“民主氛围很浓，进去后是自己选座位，不像现在提前排好牌子，发言也不是按照固定的顺序，谁想发言就发言。”“江泽民一开始就请大家畅所欲言。”几位参会者回忆说。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邓小平已经多次在高层内部谈话中发出“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号。一位参会者说，这个座谈会，让大家进一步看清邓小平等高层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座谈会：东西方撞击

  座谈会在10月间举行了两次，这两次的重点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探讨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与会并发言的有12人。

  与会专家们在发言中分别谈到了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继续发展的多重原因，其中不少人谈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调整，并触及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经济的计划性，以说明“计划”绝非社会主义所独有。专家们还对竞争和股份制做了较为充分的介绍。当时担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的林毅夫提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就是“比较优势战略”。

  人们在讨论中认识到，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甚至更强大而有竞争力，市场经济体制有生命力，且一些原始市场经济的弊病在后来得到了改良和改进，其中就包括宏观经济管理。

  10月会后，过了近两个月，座谈会在12月6日重启。这一天和此后的12月9日，专家学者与中央领导再度在中南海同一个会议室聚首，以四个半天的会期讨论第二个议题，即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有参会者回忆说，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苏东共产党垮台，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竞争中惨败了，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

  参会的郭树清会后公开发表了其发言稿，分为《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原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和《一个高效率有特色的新体制就在前面》三篇文章，较为完整地记述了这位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观点。

  作为会上活跃的“少壮派”，郭树清的发言全面而犀利，直指苏东国家经济体制的弊端：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抓”“搞”太多，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二者看做是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制度；教条主义地理解公有制，认为越公越好、越大越好。

  时年71岁的蒋一苇10月间接到参会通知时，已经查出晚期肺癌，不得不住院治疗。他不知自己能不能亲自出席会议，先写了一份书面发言稿。后得到医生允许，抱病参加了会议。其时，这位当年编辑过《挺进报》的老地下党员身体已相当虚弱，发言却率直尖锐。

  他直指，不应在分析重大历史现象时，夸大“和平演变”、“自由化”等意识形态原因，经济改革开放绝不容许倒退。

  座谈会：目标已明

  讨论从12月10日进入第三阶段，讨论中国改革自身的问题，题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2012年8月7日，张卓元向财新记者忆及21年前的往事。他清楚地记得：“我听完发言回来就跟我老伴说，‘哎呀，今天老吴非常解放！’”

  当时，很多人的发言都要跟马克思主义挂钩，而吴敬琏则直截了当引用新古典经济学。他很鲜明地提出，应当采纳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以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来解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他还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描述为在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在吴敬琏的记忆中，参会者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管什么？是微观干预，还是宏观管理？“在这几个问题上，每个人表现出的理论深度确实不太一样。”

  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年轻学者，着眼于以市场为核心的整个体系，而所谓市场就是能形成竞争性均衡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制度，在规范的市场上能够形成价格信号，从而引导资源配置。

  20年后回忆此轮座谈会，有参会者做出归纳，认为这“十一个半天”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将计划与市场关系，描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证和解释，为十四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据与会者回忆，江泽民主持并出席了全部会议。他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有许多现场点评。此外，乔石、姚依林等领导人有时间便来听会。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

  小平历史性“南巡”

  中南海风向渐转，但局势尚未明了。在年底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只有土地联产承包的政策明确作为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其他问题未能讨论。在党报舆论场上，直到1992年初，“市场经济”在较量中依然处于下风。

  1992年1月5日，北京的《理论动态》发表了一位理论权威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一文 。文章称：“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1992年1月17日，农历辛未年腊月十三，邓小平携家人乘专列，从北京站出发去南方“家庭度假”。正是这趟南巡，为当时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种种纷争画上了句号。

  1月19日上午9点，火车到达深圳火车站。在这个12年前邓小平亲自划为特区的地方，邓小平视察口岸、远眺香港、走访企业、游览景区，每一处的谈话都紧扣改革，初看是谈深圳，细品则句句指向全国。

  在谈话中，他以当时著名的安徽芜湖“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的故事为由头，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针对过去两年中姓“资”姓“社”的讨论，邓小平直言，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了重要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月23日上午，在从深圳蛇口码头乘快艇前往珠海途中，时任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说，群众反映最大的是政策摇摆，下边执行起来也左右为难。

  邓小平回答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一周后，邓小平途经广州、江西鹰潭前往上海，此时距离农历新年只有四天。在上海闵行开发区，邓小平再次强调，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正名市场经济

  1992年2月21日，邓小平回到北京。根据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谈话整理的讲话纪要已经完成。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1992年中央“二号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同石破天惊，极具理论上的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对改革的实践是又一次的巨大推动。”时任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在回忆录中说。

  一年前因“皇甫平事件”受到“政治冷藏”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则激动地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真正是大音希声扫阴翳！”

  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15名政治局委员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曾有中央媒体记者跟随，但并未报道。直到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生动描写了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的经过，并首次公开披露了南方谈话的部分内容。同日下午，《羊城晚报》全文转发了此文。两天后的3月28日，《文汇报》和《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此文。

  至此，“市场经济”光明正大地进入公众视野，不再是危险名词。

  第三章：总要有个目标模式

  市场呼之欲出

  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

  1992年4月1日晚11点，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代表驻地北京西苑宾馆。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房间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江泽民。

  在电话中，江泽民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请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

  陈锦华立即做出安排，请刚从上海调任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的楼继伟组织座谈会。

  “这是我到国家体改委后做的第一件事。”楼继伟回忆说，他当时约请了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等几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召开座谈会，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采用哪种提法更好。

  在座谈会上，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易振球认为，从共产党领导到收入分配，再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并不矛盾。楼继伟认为，易振球讲得很好很系统。其看法也获得绝大多数参会者的赞同。

  会后，国家体改委将可以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写成报告，直接呈送江泽民。当时，十四大报告起草组已经拿出第一稿，文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月3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报告第一稿。他强调，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再进言

  几乎同时，改革者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向江泽民进言。4月30日，吴敬琏与他经济学领域的同事——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的周小川、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李剑阁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在多次讨论、修改之后，向江泽民提交了《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

  在建议书中，吴敬琏等人梳理了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提法的演变，并建议在十四大把这一论述提到一个新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概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5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正在太原出差。据当时陪同朱镕基出差的李剑阁（后调国家经贸委司长）回忆，下午正开着会，朱镕基接到一个电话，出去了一会儿。晚间散步时，朱镕基告诉李剑阁：“下午就是接到泽民同志的电话，商量能不能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位深知现存经济体制弊端的副总理，积极支持了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三种提法

  此时距离江泽民预定的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只有十天了。国内外观察家都判定，这次讲话将为十四大定调。

  此时，讲话起草组已经概括出了三个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讲话前，江泽民再次多方征询意见，斟酌是否适合在党校讲话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

  最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明确的提法，出现在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

  江泽民以讨论问题的方式指出，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中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做出定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江泽民还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作了阐释。

  他在讲话中批评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促进作用”，同时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

  “他讲到目标是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我听到全场热烈鼓掌。”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2009年3月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江泽民还在讲话中重申邓小平的看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在后来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他仍反复表述了这一看法。

  “六九讲话”之后，江泽民专程拜访了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党内高层意见达成统一。

  此后，根据“六九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起草小组进一步修改十四大报告。

  这是一面旗帜

  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进入冲刺阶段，但进展并非一帆风顺。1992年七八月间，起草十四大文件的班子中有人提出，把调子往下降降，打算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成报告中的第三级标题。

  同在起草组的刘国光坚持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当下最重要的，应该放在第一级标题。

  显然，“计划与市场”的议题在十四大报告起草中依然是矛盾焦点。

  在看到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后，吴敬琏十分焦急，于9月5日再度上书江泽民：“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进一步阐明，也是本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最重大的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深远，应当用有分量的语言加以概括和评价。”并直言不讳“目前的文稿似乎体现不足”。

  此时，江泽民决心已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面旗帜。

  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

  第四章：从纲领到行动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与实施方案。

  1993年5月31日，距离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164天，由25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进驻北京西郊的玉泉山。

  到玉泉山的第一天，江泽民主持了起草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讲了文件起草的意义、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需要着重回答的问题。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是起草小组组长。一位当年的起草组成员回忆说，温家宝讲得很清楚：十四大确立了改革目标，具体怎么样落实、如何具体化，三中全会要前进一步，对建立新体制做出规划。

  据当时的起草组成员回忆，起草组用三周多时间完成了提纲，于9月9日完成第三稿。经中央审议修改后，下发全国征求意见。与此同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还就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组织了有300余人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到各地开展了广泛的调研，为起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

  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草案最终交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时，是正式讨论稿的第八稿。

  “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 参加起草工作的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回忆说。

  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这一决定。文件除开头和结尾各一段简短的文字外，主体分为十个部分，共50条。所以，该决定又被称为“50条”。

  按周小川后来的总结，“50条”是对十四大报告的具体展开，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的详细解释和改革的行动纲领。这个文件和十四大报告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缜密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整体框架，描绘出了一幅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的蓝图。

  直到今天，多位亲历改革的参与者认为，这一框架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50条”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提出，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组成的“五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由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十四大提出的总体目标，具体化为行动纲领。

  “这五根支柱，是迄今最好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时隔19年，许多专家仍如此评价。

  改革又到重大关口

  市场经济目标引领中国20年。享经济改革之红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中共十四大确定改革目标、十五大提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改革曲折逶迤，但终究向前挺进。

  20年前的改革大策划彪炳史册，却也难免受到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其实施过程中也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早在十四大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即曾提出若干需要在中期研究解决的改革问题。

  但是，因缺乏共识或囿于内外部条件不足，多数只是破题。

  这些未完成的改革课题，包括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等，至今仍是未完成改革中障碍最多、难度最高、争议最大的内容。

  如同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国际经济学会2011年第16届全球大会上所言，中国于上世纪末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仍很不完善，最主要的是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有不断强化之势，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有不断扩大之势。这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难以为继，有可能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正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

  历史走到2012年底。在改革深水区徘徊多年的中国，又到了“改还是不改”的重大关口。

  中共十八大燃起了希望，而践行全面改革方略面对重大挑战。决策者需要重启改革的坚决行动，如学者们建议，这可以包括：

  ——坚定地、渐进地推行已经达成共识、看明方向的基本改革，鼓励基层创新，支持局部探索，以点带面推进，不为阻力所困；

  ——对牵涉面广、全局性强、复杂交叉的重大改革进行精心设计、协调行动，形成若干组“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相继突破；

  ——精心选择一组成本可承受的改革创新举措，尽快付诸实施，使人民可检测，表明政府的改革承诺是可信的，从而改变改革环境，激发改革动力，等等。

  目前，中国“自下而上”的变革愿望强烈，创新冲动持续，愈显出上层推动、顶层设计的迫切和必要。

  中国不愿意、也无法等待太久。人们期待着新一波改革春潮奔腾而来，期待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改革全方位突破。

  十八大已然落幕，始于十八大的历史才刚刚起步……

  （原文刊载于最新出版的《中国改革》，本报有删节。全文参见财新网:www.caix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