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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既然中国的企业、家庭及其发生作用的场所、机制以及所依据的规则跟流行的经济学的假设都不一样，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及其结论不适用于中国。

  在林义相看来，19世纪末之前的西方经济学，包括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古典经济学及之后的被我们称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其中一部分，他们研究和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制度选择问题，他们要论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但从19世纪后半期以后，即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更多地转向技术性领域，这以边际学派的出现为标志，他们做得更多的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如何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林义相认为，考虑到中国的现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根本还没到纯技术的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阶段，“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真正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改革和我们的经济制度要怎么做的问题，更多地类似于19世纪末之前的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阶段，从而带有更多的思辨、更多的形而上、更多的理念和制度上的探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要考虑的问题首先应该是这个。”

  “如果没有解决这些前提性的东西，那么，现在流行的经济学讲的这个原理那个原理在中国经济现实中根本就不适用。因为所谓的资源配置一定是在某些特定的前提之下，按照某些特定的规则来实现的。而现在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似乎忽略了这个现实，不讨论前提、不讨论规则，就照搬流行的经济学里的那些方法，更可怕的是照搬了流行的结论。”林义相说。

  在具体研究方面，林义相认为，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些关键假设都与中国现实不符。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微观经济学是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微观主体的供给需求是所有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始现象。就中国经济学而言，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是要从研究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出发，探寻中国经济的微观特征，这是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林义相看来，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研究尤其要针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消费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经济中的供给主体是企业。企业的行为以什么为目标？利润最大化。这是现在大行其道的经济学的假设。但根据我的看法，我们的国有企业根本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的经济学对中国的企业根本就不适用，是错误的。”林义相说。

  另一方面，林义相指出，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现在流行的经济学认为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其效用主要从消费和休闲这两方面获得。正常情况下，效用函数对消费和休闲来说都是正函数，即消费越多休闲越多效用越大。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中国的消费者只要饿不死就不需要更多的消费，只要累不死就可以不停地干活”，中国老百姓追求的是储蓄最大化，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对未来不确定、对未来不放心。虽然在80后、90后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消费者最重要的微观经济行为特征就是这样。

  在供需关系方面，流行的经济学假设供求发生关系的场所是市场，依据的是市场经济原则，“但在中国，很多东西是通过政府来配置和调控的，依据的原则很多是行政上的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

  既然中国的企业、家庭及其发生作用的场所、机制以及所依据的规则跟流行的经济学的假设都不一样，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及其结论不适用于中国。

  如果再引入政府，结论可能就更加清晰了。西方经济学中政府的地位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同于中国经济运行中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在整个经济机制和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在西方，政府主要充当裁判员，而在中国，政府既是强有力的裁判员同时又是最大的运动员。

  因此，林义相认为，鉴于上述经济学假设与我国目前现实之间的脱离，我们就要批判地反思现在流行的经济学分析以及这些结论对于中国经济现实的适用性，要警惕机械地套用这些分析和结论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