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激进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历史的长河和关于改革的各种争论中，各种主义争相出笼，热闹非凡。华生与众不同地提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渐进主义。

  在华生新近出版的《中国改革：做对的没做的》一书中，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华生的所有研究都有极强的“问题意识”，他的关于股市、土地市场、城镇化、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系列论述，既根植于深厚的学理基础，又直面现实中的困难和问题，并且以理性和建设性的姿态，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方案。在华生的书籍和论述中，你很少看到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演，也很少见到冷僻的经济学词汇，他更多的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等更加宽广的视野来观照经济学，回应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华生反对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和推倒重来的鲁莽，主张在路径依赖的前提下，先认清问题之所在，然后逐步解决问题，以最小的风险和代价求得改革的成功。从当年价格双轨制中的“调”“放”结合，到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再到股权分置改革，以及二次股改，无不透露出华生渐进主义的风格。

  既要渐 又要进

  证券时报记者：渐进主义是在什么环境下提出来的？你眼中的渐进主义是什么样的？

  华生：现在新自由主义很时髦，我们一百年前的历史，六十年前的选择，三十年前的改革，都构成了今天发展的路径依赖，简单否定、完全推倒重来都是不理性的，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仅仅局限于主义的争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政府造成的，如此一来结论就非常简单了。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私有制、选举制、市场经济都有，但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很多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动辄“主义”，会掩盖问题，从而压缩改革的空间。

  渐进主义既要“渐”，又要“进”，更加强调实践理性，以及一种“有意地模糊”的策略，很多争论不妨暂时撇开，先从解决问题入手，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进步。渐进主义是在妥协、改良中进行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习惯于革命，不习惯改良，所以渐进主义始终未能占据主流地位。我们既不要“渐”而不“进”，又不要冒进和激进。

  现在大家对收入分配改革呼声很高，但我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是改革的第二仗，不能一蹴而就，推倒重来。现在更需要进行的是城市化，城市化的核心是解决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问题，土地城市化和户籍城市化应该统一起来。如果城市化只让城中村和城郊农民受惠，还不如城市化之前的状况。城市化的主体是农民工及其家属，还包括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迁移人口，必须让他们真正受惠于城市化的进程。为此，政府必须先从自己身上动刀子，砍掉土地财政，禁止倒卖土地。十年前没有土地财政，地方政府照样活得很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现在地方政府、开发商以及城郊农民获得的巨大利益转移到最需要变成市民的农民工群体身上。目前贫富悬殊等社会矛盾，一半以上是土地带来的，现在的贪腐相当大的一块也是跟土地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当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化初步完成以后，才能再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度最大，目前还未到“动”的时候，这也是渐进主义的体现。

  在A股市场的制度改革上，市场化是最终的方向，但有时候也要顾及到对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冲击成本，如果实行疾风暴雨式的改革，股指大跌，受损害最大的还是广大股民，这显然不利于股市的稳定。革命往往没有好结果，很多东西都不能一下子放开，比如对癌症病人，如果大剂量地用药，结果就是癌细胞没杀死，人先死了。

  再比如针对国有资产遭到权贵侵吞，一些人主张国企私有化，但国有资产如果真的私有化，一定是“私有”到有权有势的人手中去，央企的控制权必到权贵和私人家族手中了。实际上，国企改革的关键，还是去行政化，政府不能办企业。如果看到国有资产遭到侵吞就主张完全私有化，显然也是行不通的。

  要会批评 更要有建设性

  证券时报记者：你对当前的宏观经济有何看法？

  华生：我认为宏观经济整体上还是不错的。现在社会上有些永远负面的看法我就感到难以理解，到底经济怎样才叫好？经济发展速度高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经济过热，会导致通货膨胀及资产泡沫；经济发展速度缓下来的话，有些人又说中国经济不行了，增长动力没有了；目前7%左右的增长速度，放到全球来看都是很好的，结果又有人说未来经济发展将呈现“L”形，“L”形是经济跌入谷底不增长的状态，这与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显然是不符的。

  我20年前从国外回来，有人问：“中国经济会怎么样？”10年前、5年前，还是有不少人问相同的问题，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说明了一切。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发达国家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何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只不过我们应该注意控制通货膨胀，调节好贫富悬殊的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作为经济学家，你经历丰富，体制内生存、留学海外、艰辛创业终获成功，后来又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和社会问题研究，你给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

  华生：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没有改革开放，我就不可能从“黑五类”子女走到今天。一个人的成功尽管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努力，但时势和机遇也很重要，所谓时势造英雄。因此，我一直有一个感恩的心态。包括我也犯过许多错误，但幸运的是得到了改正错误的机会。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机制设计，因为自己一路上重要的是不但要会批评，更要有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