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在谈到文学与社会现实以及政治的关系时，莫言说：“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这是中国作家关于文学的价值取向的又一次个性化阐释，朴实而深刻。从中获得共鸣与启迪的，不应囿于作家与文学爱好者这个圈子，也应包括更为广泛的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写作者。

  对于文学与社会现实以及政治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读与争鸣。“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具有阶级性”、“文学就是人学”等等，就是其中的一些著名论述。从中国历史这一维度来观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纠结，尽管千百年来捍卫文学的独立性、纯洁性与多样性的作品薪火不绝，但是从总体上而言，文学是政治的附庸，在某些极端的历史时期，文学甚至沦为权力的奴仆或打手。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今天，我们欣慰地看到，文学独立于政治、文学回归人学，文学从一花独宠到百花齐放，正在成为当下中国文坛的新景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面向世界抒发“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的情怀，便是中国文坛新景观的生动注脚。

  “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这个从莫言口中说出的观点，并非莫言的原创或独创，它是“人道主义”或“以人为本”思想的文学表达，其渊源或交集，可以从“众生平等”的宗教观、“民胞物与”的哲学观、“平等自由博爱”的宪政理念以及“文学就是人学”的文学观中去寻找。实际上，“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是古今中外众多优秀作家的共同追求。无论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是雨果的《悲惨世界》，无论是泰戈尔的《飞鸟集》还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无论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文学史上的这些经典作品之所以恒久流传，究其根源不外乎两点：其一，作者具有超凡的写作才华；其二，作者坚守了以人为本的写作立场。

  要做到“站在人的立场写作，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并不容易。首先，它要求写作者具备独立的而非依附性的人格，在必要时敢于同外来干预力量作斗争；其次，他要求写作者有“一视同仁、将心比心”的信仰与情怀。如果求全责备，能够毫无争议地做到这两点的作家并不多，包括说这句话的莫言本人，他在“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方面亦有可改进之处。这无疑和作家的人性弱点和社会环境的种种制约有关。但正因为如此，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的价值取向更值得追求。

  人性与兽性的纠结，金钱与道义的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博弈，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普世价值与特色理论的摩擦，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眼中并不完美的社会生活画卷。我们置身其中，生活、工作并且憧憬着。表达这一切，是作家的天然使命；求解这一切，则是所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必要担当。而无论是表达还是求解，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使用和传播，换言之，两者都和写作相关。只不过作家的写作通常体现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作品，而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通常体现为学术论文、调查报告、会议讲稿、公共议案、新闻报道等，对于后者而言，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的价值观也有大力倡导的必要。

  毋庸讳言，在中国当下的公共舆论场域，八股文的写作风气大行其道，或闭门造车、或刻舟求剑、或夸夸其谈、或生搬硬套、或避实就虚，或欺上瞒下。很多书籍、文件、报告、议案等，从写成下发之时起就没人看，成为办公包或书桌的累赘，是典型的文字垃圾。摆官腔、摆学究腔，热衷于套话、空话、假话，就是不说人话，是这些垃圾文字的通病。在这方面，一些官员的文章尤其起了坏的表率作用。改进此类文风的方法之一，就是倡导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写作者要把自己当成人而不是当成某个头衔，也要把读者当成人而不是当成傀儡。

  反求诸己，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在写作的立场上也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无限逼近人们欲知而未知的事件真相，是媒体从业者的使命。这种使命反映在民生新闻写作中，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然而，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压力或某些不当的外来干预，使得某些媒体本应坚守的以人为本的写作立场，向商业逻辑和权力逻辑妥协，从而导致异化的新闻报道时有发生，在这些报道里，弱者被漠视，模范被拔高，英雄被吹捧，个人的权利以集体的名义被架空。如果说，文学作品中出现这些缺点尚情有可原——其对应的毕竟是虚构的人物，那么，新闻报道中出现这些缺点则是致命的，因为它戕害了真实，从而戕害了作为新闻媒体灵魂的公信力。在这个利益日益多元、价值急遽嬗变的年代，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作，应成为媒体从业者的坚守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