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以及叛逃案目前已告一段落，但关于该案件的细节追踪和深度剖析并未结束。日前，《南都周刊》以一组深度报道对王立军进行多面透视，引发多方关注。笔者在这里要探讨的，是王立军的“劫富济贫观”。

  据《南都周刊》报道，2010年9月，王立军在一次座谈会上公开表示，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的。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他总结说，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王立军这番谈话，采用的是例证法和喻证法。如果严格以事实为尺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拿本国超级富豪开刀所引发的公众反应，与王立军的谈话所指当然不能划上等号；至于黄光裕如果在重庆打拼将会如何，也是空对空的假设，不足为据。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王立军的谈话所宣扬的核心理念：劫富济贫。

  从思想渊源看，劫富济贫是“均贫富”观念的衍生品，历史悠久，它反映了贫苦民众公平分享社会财富的诉求。在传统的人治社会中，这种难以满足的诉求很容易演变为暴力革命。而在现代法治国家里，面对财富分配不公的难题，政府一般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与税收制度来应对，并且这种改革须以公众授权、依法办事为前提。换言之，在尊重人权、提倡民主和法治的当代社会，劫富济贫已经被归入历史的尘埃。 那么，王立军在重庆实施的“劫富济贫”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报道，在薄熙来主政、王立军辅佐期间，“打黑”成为重庆市政府开辟财源的重要手段。一些被贴上“黑老大”标签的重庆富豪，要么企业被查封，要么资产被没收，在此过程中，很多富豪被投入监牢。至于“劫富”所得，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用于改善民生，比如修建保障房、提高老百姓收入等，但是更多的恐怕是被当权“打黑”者中饱私囊了。相比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式的“劫富济贫”，王立军的“劫富济贫”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后者所带来的冲击与恐怖，因为是发生在当今社会，所以更加令人震惊。

  有罪推定、指哪打哪、公检法联手办“铁案”、律师辩护走过场、“劫富”所得暗箱操作、惠民工程是点缀权力寻租是关键、操纵媒体自我贴金粉饰太平，这一切，构成了王立军“劫富济贫”闹剧的主要内容。究其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践踏法治，弄权谋私。

  想当初，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推行所谓的“劫富济贫”时，不少人为之叫好，其拥趸除了一些老百姓之外，也不乏专家、学者等社会名流。即便在薄熙来被双规、王立军被判刑后，仍有一些人为他们感到惋惜。其中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值得慎重对待。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薄熙来与王立军善于蛊惑人心，根本的原因，还需从民生焦虑中去寻找。

  毋庸讳言，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分配不公就是其中的焦点。近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在全世界处于较高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基尼系数平均为0.44。由此可见，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民生焦虑亟待纾缓。正是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民众对于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呼声日益高涨，“劫富济贫”的主张也借机粉墨登场，并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再加上人性中天然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念头，“劫富济贫”最终在中国发展成为一股有所倚仗的社会思潮，并通过薄熙来、王立军以极端的方式在重庆完成了一次演练。

  这一分析绝非夸大其词。即便是强大富庶如美欧诸国，由于社会贫富鸿沟加深，近年来其土地上也爆发了“占领华尔街”、“伦敦骚乱”等社会冲突事件。所幸的是，美欧诸国成熟的民主法治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地化解了这些冲突。当然，欧美诸国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也着手进行了一系列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财税制度改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疏导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对于这一切，我们不妨视为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

  站在“左右之争”的角度看，王立军式的劫富济贫观暗潮涌动，固然可以解读为极“左”思潮在中国的抬头，但是，也要避免这种标签式的解读干扰了我们对于真问题的求解。在发展的道路上，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或者说，如何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让发展成果公正地惠及全体国民，才是当下中国所有真问题的核心所在。解决好这个问题，民生焦虑自然纾缓，王立军式的劫富济贫观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因此，少争论，多实干，化警惕为行动，建设一个以公平正义为旗帜的民主法治国家，是我们铲除王立军式的劫富济贫观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