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国家发展到今天，成绩很大，可民众的不满情绪却很强烈。这种不满从哪里来？笔者以为，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其中尤以失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为甚。因此，新一届政府要想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就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问题，就有必要对现行的政策框架作出重大调整。可是，从目前来判断，却似乎看不到这个苗头。

  政策的思路仍然放在房价的调控上，既怕涨又怕跌；为此，从限购到价格的管制，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而最高决策层却宣布，这是有意调控的结果。这个表态传达了一个信息，即新一届政府打算首先对经济好好地调理一下。这个当然很好，可以说几乎切中要害。问题是，怎样进行调理呢？这时，我们发现，一些显著的偏差似乎正在发生。

  首先，改革并不是各部门自行其是，改革的力度和效果也不能简单地以取消审批权项目的数量来衡量。“顶层设计”喊了多年，难道这是民间舆论在呼吁加强中央集权和专断吗？当然不是。这个词的意思是说，综合管理者要承担起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改革工程的总策划在最高决策层面，而不在职能部门这一级。职能部门主要负责政策的执行，而且，许多改革措施其实就是针对行政职能部门本身的。让职能部门主动提出改革自身的方案，岂不是缘木求鱼？以房地产政策为例。国土部与住建部都是政策执行部门，主要由技术性官员组成，而这两个部却要硬着头皮去制订关于房地产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这是不合常理的。现在许多人怀念体改委的时代，就是因为，当年的体改委实际上是最高层的一个智囊机构，它与各种改革举措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因而它是生气勃勃的。

  在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的日程表上，房市与股市应当首先拿来作为“培元固本”的突破口。思想认识问题仍然需要解决。张五常先生曾经表达过一种非常罕见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对于决策层的影响很大，即：“社会财富愈高对经济愈有利——楼价愈高也如是——它反映着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看头。”这种观点在经济学文献中非常罕见。笔者就此进行了思考。我认为，这种观点具有重商主义的味道，即它把货币视作财富。古典学派正是以批判这种观点来起家的。古典学派认为，衡量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是看它生产对人们具有实际用处的货品的能力。一物的价值，在于它的有用性，货币只是在真实因素之间起中介作用。以房屋为例，房屋的意义在于其居住功能，人们从一间房屋的实际功用中享受其价值，而无论它值多少钱。房屋的货币价值增加了，人们从中得到的实际享受并不会增加。经济学家们大都同意，在这一争论中，真理在古典学派一边。张五常的观点给人一种印象，即资产价值似乎不仅是实体经济的反映，而且，高的资产价值还对实体经济具有积极作用。这种观点不符合常识。高资产价值总是引起学者们的不安；可以认为，学者们的主流意见恰恰是与此相反的。在实践上，这必然导致政策制订者误以为高房价有利于经济本身，以致把维护某个房价水平作为调控目标。

  经济的福利在于所生产的商品及其数量，因此，当进行国民收入统计时，其目标就是统计本年所生产的商品及其数量，包括本年所建造的房屋数量。为此必须把价格因素排除在外。为了把价格的影响减到最低程度，这才使用了固定价格法、通货膨胀率调整法等方法。这就是统计学的基本原理。笔者讲这么多，要告诉各位读者的是，衡量一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成就，就是看该国在一年中造了多少房子（当然也包括房屋的质量如何）。如果一国的房价下跌了，而房屋数量增多了，本部门所生产的国民收入一定是增长的，而不是下降的。

  具体到我国来说。笔者认为，我国的管理层似乎一直不大明白这个道理。增加土地与房屋数量供应的方法，房价将会下跌，而经济增长数字将会增大，所以，这绝不是一种衰退，而是一种繁荣。繁荣不是潜在的，而是立即就会表现在数据上。反之，既要压制价格，又要压制数量，这就是在搞死经济。

  再以城市化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城市土地的供应，国家一家独大。国家控制着这个水龙头，防止城市里的活水自由地流淌到神州大地。城市中摩天大楼的高度与水龙头的松紧度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当然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如果这个水龙头早晚要拆除掉，则大城市现有的高层建筑就是一种浪费。这里所追求的只是高度，而不是数量。现代化的建筑活动集中在现有的城市中，而它的总面积实际上只占国土总面积不到1%；这就是说，99%的国土上缺乏现代化的建筑活动，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这种割裂局面还要持续到几时呢？如果这些广大地区早晚都要与城市生活相融合的话，那么，此时还不开闸放水，更待何时呢？

  国际热钱曾经在我国汹涌多年，目前仍呈可观之势。许多人都提出过及时利用热钱的问题。可是，管理层只是把热钱视作洪水猛兽，对之限制加防范。如果开闸放水，让国际资金深入广阔的城郊、市镇和乡村，各地就会飞速进步。我们正在坐失这样的良机。管理层目前忙于一边防范热钱，一边自行举债搞基建，一边限制着钢铁、水泥的产量，真是忙得不亦乐乎。钢铁、水泥与建筑材料的产量好不容易都搞上去了，不趁此机会把现代化的建筑活动向村镇地区铺开，难道要等到经济动力萎缩与热钱撤退之后，再去国外招商引资吗？

  各级政府都在搞“城市化规划”。笔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某个村已被初步确定为城市化试点，其办法是，利用上级拨付的试点资金，造18层大楼，让村民放弃土地，集中居住，然后再给种粮大户打工。类似的荒唐主意，已经可以挑战“土法炼钢”的典故了。交了学费也就罢了，怕的是，正好给那些企图剥夺（而不是购买）农民土地与房屋的邪恶势力提供了漂亮的借口。

  凡是政府直接统制的行业，都搞得一团糟，房地产业是典型的例子。政府的特性一定是制造短缺。城市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放开农村土地与房屋市场，使之自由交易（当然需要辅之以一定的管理）；应当为此积极而紧迫地工作。如果不抓住房市与股市等要害问题，何谈“培元固本”？改革恐怕仍旧不过是“喊破嗓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