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证券时报记者 张欣然

  为何屡屡爆发新股上市造假案件，涉及会计师审计的相关人员和事务所却并未遭刑事处罚，当事人可以轻松跳槽，事务所也可以通过与其他事务所的合并来逃脱罪责。

  记者认为，我国在对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惩罚方面，无论是民事、行政还是刑事普遍力度不够；同时，处罚滞后、违法低成本导致了相关利益方不惜铤而走险。

  以绿大地案为例，法院已按照现行法律对绿大地原董事长何学葵等人做出了高限处罚：何学葵数罪并罚被判刑10年，处罚金60万元。且不谈当时一度膨胀的股票市值，仅与彼时3.46亿元的募集资金相比，10年有期徒刑及60万罚金孰轻孰重，每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而在美国证券市场，自诞生以来则始终坚持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重，并坚决不放弃民事责任在规范证券市场中的作用。同时，美国《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联邦民事诉讼法》、《私人证券诉讼修改法》、《证券诉讼统一标准法》等均赋予了投资者集团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权利。

  在美国，造假的代价是惨重的，惨重到造假人根本承受不起，很多巨头甚至因为造假而破产。

  美国安然公司的欺诈事件，不仅安然倒闭，而且几乎所有的公司高管都被起诉并被判以重刑，甚至为安然公司服务的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也因此倒闭关门。其中，安然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被判入狱24年零4个月，承担上亿美元的财产追偿。

  然而在中国，目前暂未对上市公司隐瞒重大事件、不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这便导致一些上市公司明知故犯，监管却束手无策，违规成本近乎为零。同时，行政罚款最多也不超过60万元，或是对个人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如果通过违法行为已经获利几十亿甚至过百亿，区区几十万罚款显然轻到激不起一丝涟漪。

  据了解，我国关于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刑法》160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161条（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181条（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具体列明了有关该行为的一系列犯罪的构成要件及量刑标准。但无论获利多少，最重刑罚无一超过10年。

  《刑法》并未对故意隐瞒应披露信息、不及时发布信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规定罪名和刑事责任，这就使得虚假陈述行为人在此情况下得不到刑法的制裁，威慑虚假陈述行为的刑罚手段缺失。

  但如果只针对欺诈发行罪处罚，违规者仅能受到的处罚是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的1%~5%以下的罚款。

  因此，业界认为，国内应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刑事处罚力度，对国内新股发行造假源头进行打击。其一，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制度，保障投资者公平获取证券信息；其二，建立证券民事赔偿机制，及时有效地弥补投资人损失；其三，对投资者索赔设立的前置程序予以废除或者做出扩大，提高对投资者民事赔偿效率；最后，引入集团诉讼制度，切实保护好投资者的民事索赔权利。

  据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刘国华律师介绍，证券欺诈案件被法院确认为集团诉讼后，在证券市场侵权行为实施期间的每一个投资者都是被侵权的投资者，只要其不明确放弃索赔权利，均是集团诉讼的成员；诉请事由对所有成员一样，一经判决或和解，任何成员不能以同样事由起诉被告；由法官决定能真正代表所有集团成员利益的诉讼集团代表人，并由法官选定首席律师，由他们代表众多投资者进行诉讼、与被告和解谈判，但代表人未经对所有集团成员的通知和法院的同意，不能单独与被告和解；一旦案件和解或判决，被告所赔偿的费用，划至某个法院指定的中介机构，由该机构扣除律师费及其所垫付的诉讼费后，分配给每一个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