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开闸放水。去年三季度以来，美国、日本相继无限量宽松，对新兴经济体造成不小的冲击。例如，当前中国人民币处于快速升值之中，一般认为人民币承受了相当大的境外热钱涌入压力。

  为应对发达经济体的“宽松竞赛”，G20会议达成共识，要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在上个月结束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再度重申要避免“汇率战争”。但时隔未几，新西兰与瑞典便相继宣布干预汇市，显示出多边会议共识的脆弱性。此外，欧洲、印度、澳洲、韩国先后降息，欧洲央行官员更释放出短期内可能再度降息的信号，再加上美国与日本持续量化宽松，一时间“汇率战争”疑云再起。

  各国相继推动货币贬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以及日本各国陆续放弃了他们在此之前的金本位，使其货币竞相贬值，并同时大幅度提高了进口关税，目的是想刺激出口，抑制进口，以增加本国就业。这样的“以邻为壑”，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也能看到部分身影。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同样遭遇到了相当大的贸易壁垒。

  让人担忧的是，相比于大萧条，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绵延的欧债危机，波及的范围和影响可能会更加深远。现时的全球化程度远非当年可比，系统性危机的修复可能要花上更长的时间，耗费更高的成本。从2008年后至今，全球经济已经挣扎了5年，目前来看，可能还要有5到10年的时间，这个世界才能完全恢复。令人担忧的还有，大萧条的持续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的这轮经济危机，会导致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何种变化，尚难预料。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着发达经济体的“宽松竞赛”，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该如何自处？中国不太可能加入“汇率战争”，也没有更多办法实行贸易保护。唯一的应对方法只有进一步开放，通过全球市场平衡掉这些货币的负面影响和冲击。在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几百年间，西方经济体一直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化的火车头可能要换一换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需要登上更大的舞台。

  “金砖国家之父”吉姆·奥尼尔日前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可以通过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运用以及实现金融市场的开放，来对冲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影响。我们安邦咨询也认为，全球市场才是中国应对量化宽松的最终出路。中国不仅需要向世界输出商品，中国企业还可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更多利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性，支持自身的发展。

  事实上，这样的趋势已经有所显现。中国企业当前流行前往香港融资，因香港身为自由港，能够充分享受到量化宽松所带来的廉价资金。中国人民币也在加快脚步走向全球，在新加坡、在伦敦、在巴黎，越来越多的金融中心争相充当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

  以开放、全球化来应对宽松，需要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一项基本策略。本币升值正好可以为全球化提供便利，使得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能够以更少的成本，博取更大的收益。面对国际市场上的货币宽松，与其加入“汇率战争”，被动应对，不如因势乘便，好好利用这样的货币盛宴。归根结底，中国经济与中国的企业已不再是十年、二十年前蹒跚学步的“孩童”，中国完全可以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利用全球市场对冲危机。而这需要进一步开放，推动中国企业，推动中国的人民币成为新时代全球化舞台上的主角。

  总之，西方发达经济体相继“量化竞赛”，全球“汇率战争”疑云再起，给中国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坚持以开放应对全球宽松政策，增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性。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的持续量化宽松，正好为中国登上更大的舞台提供了机会。

  （安邦咨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