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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记者 徐潇

  著名经济学家、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19日在深圳发布《农民工早退：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成果时称，农民工的市民化需要“渐进”解决。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该报告观察和分析了在中国特有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下产生的“农民工早退”现象，即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这个核心问题，在深圳、泉州、杭州和无锡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问卷调查，并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农民进城的相关制度安排进行国际比较研究。课题提出了“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战略安排和路线图，并就城市规划、中央地方财税改革，以及农民工户籍社保、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市民化关键领域的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樊纲称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农民工的“早退”现象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农民工早退平均年龄低，41岁到5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外出务工人员的占比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临界年龄为40岁。二是城市缺乏熟练的老工人，最直接的表现是沿海地区普遍发生的“技工荒”，“民工荒”的本质就是“技工荒”。

  在探究我国产生农民工“早退”原因时，樊纲表示，一是农民工与市民的福利差别；二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缺失；三是农村福利的提高对农民工具有一定拉力。樊纲同时表示，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导致这种独特的农民工早退，从而城市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制度原因。

  针对这一现象，樊纲提出应实现农民工渐进市民化。所谓渐进市民化就是要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保障水平上与市民存在“差异”，由“双轨制”（市民化和准市民化“两轨”并行）最终过渡为“单轨”（完全市民化）。这一战略安排既能阻止农民工早退，又能避免“福利陷阱”，从而实现城市化的有序发展。樊纲随后补充道，这并不是让已“早退”的中年农民工再返回城市，而是要让城市的农民工不再早退；而且这也不是要马上实现农民工与市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同的水平，而是从低水平起步，逐渐提高，直至相同，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樊纲同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解决农民工早退问题的核心是逐步落实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首先可以从教育入手实现均等化，提高教育经费投入的分担比重。对于年龄偏大农民工，主要解决子女在城市的教育问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重点帮助在职劳动者提高技术知识和技能。然后，逐步增加医疗、养老、住房、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逐步提高各方面公共福利的水平。与此同时应淡化户籍概念，实现逐步融和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