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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先生去找无为州知州，希望他能照应一下自己。两人是旧相识，现在老友荣任地厅级领导，余大盘算应不虚此行。这位知州果然念旧，但他跟余大说，我到任不久，还没来得及刮地皮，没钱给你。不过而今我手头有一个官司，你替其中一方说个情，我准了你。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两银子，有三个人分，你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两银子，你看咋样？余大先生一听，心中欢喜，谢了知州，出去会见那个叫风影的人，告知对方，自己有能力说动知州。这是一件人命案，风影求之不得，当即谈妥。余大很快银子到手，辞别知州收拾行李回家。

  这是《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中的一个情节。初读此处时感觉知州在脱了裤子放屁找麻烦。不就是要给余大一点钱吗？正好风影愿意花钱贿赂，自己直接收过来转赠余大岂不更省事？后来从今人角度考虑，原因可能如下：知州有心贪赃枉法，但不敢明目张胆，于是找一白手套把钱拿回来。万一某天查下来，自己最多算是渎职，不算贪赃。但这种考虑在古代似乎意义不大。我国古代从上至下断案随意性很强，权势的力量远远超过所谓的证据。他们不会过多在渎职和贪赃这种字眼上纠缠，只要认为你犯了罪，想收拾你，有大把的理由，甚至不需要理由。因此知州让余大说情，就是刻意卖他一个人情。亦即，余大的老脸值一百三十多两银子。

  《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中，向知县被人告发，戏子鲍文卿在按察使面前替向知县求情。按察使准了，并说，如今免了向某人一个“革职”，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我如今将这些缘故写一个书子，把你送到他衙门里去，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回家做个本钱。这鲍文卿持信来到向府，说明原委，向知县果然要给他钱。鲍文卿坚辞，但也讨了向知县一个大大的人情，从而得到了他以后的关照。

  人情就是钱，可以明码标价，从古到今的人们都深谙此道。这件事本来应收十块钱，但你出面了，就要打个八折或者六折，即所谓的“人情价”。我要不给你这个面子，你就会生气，甚至找机会报复我。某县城一个官员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表明身份。但收费员坚持收费，遭到官员一顿暴打。其实官员不差这点过路费。他气愤的是，我都报上名号了，难道我的名号不值这几十块钱？你还讲不讲“人情”？有些官员下台后到一些企业谋职，其实企业根本不需要那些官员的专业知识，再说他们有没有专业知识都难讲。企业需要的是他这张脸，毕竟官场浸润多年，卖卖老脸也值几个钱，随便省下来的就够给他开支了，总体上还是合算。某些在位高官的子女亲戚更有“人情”，买地打折、买紧俏物资打折，折扣高得让人瞠目结舌，跟白送一样。空手套白狼，转手就赚钱，真金白银地入账。你敢说人情不值钱？据说，有些商人专门到某些高官的故乡办一个身份证，起一个跟高官相近的名字，让人模模糊糊地感到他跟高官有亲戚关系，然后到高官就职的地方做生意，果然一路绿灯，人人给面子，处处可打折。现在反腐行动如火如荼，但愿早日把这些现象消除掉。

  按上面说的，情义都可以拿来卖钱，好像中国人很重情义。其实不然，说穿了，就是规则不值钱。规则似乎很多，但大家都视规则为无物，不重视明规则，只重视潜规则，拿不值钱的东西套现点在潜规则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人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纪律严明，你把规则打了折扣，卖给某人一个“人情价”你就死翘翘，或者让你失业，你还敢不敢？所以人情价归根结底来源于无风险。

  《儒林外史》中，余大和无为知州因为这起人命案受到了调查。但这种调查具有偶然性，不是制度上的制约，有点“谁碰上谁倒霉”的意思。而且当事人余大顺利躲过调查，照样吃喝玩乐，来往应酬，生活并没受多大影响，后来甚至还当上了徽州教育局长。看来，他这个人情买卖做得还是挺值得。

  (作者系深圳作家)

  【儒林经济】

  人情就是钱，可以明码标价，从古到今的人们都深谙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