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中国2013年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而1978年仅为52亿多元，不到40年，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近100倍，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中国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平均为6.92次，而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与世界科技强国差距明显，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科学家鲜有出现。

  科技投入增加迅速，但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不多，特别是世界级科研成果匮乏，其实是个老问题。而且，不仅仅是科技领域，人文社科领域也存在这个问题。客观而言，科技成果，包括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和国际接轨，本身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是时间和教育问题。凡事都有个过程，特别是科研，有时候需要时间和基础的积累。而中国改革开放，高等教育和科研恢复正常状态的时间只有30多年，要求中国立马出世界级成果和大师本身就不现实。这么讲并非为中国科研界辩解，只是陈述一个因素。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科技投入，特别是财政科技投入如此之大，出不了好的科技成果确实是个问题。其实各国都会通过财政投入到科技研究领域，但投入的效率和方式有所不同，这就是科技体制的差异。而科技体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科研水平的提升。

  欧美发达国家就不说了，近邻日本、韩国，从科学水平基础上说，若干年前和我们差不多。但这些年，他们的进步有目共睹。譬如日韩在电子信息产业等技术领域的进步，特别是将科技成果转化成商业上的成功，实在是令我们汗颜。事实上，他们信息产业也是在政府的扶持，包括大量的财政投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不同的是，基础研究方面，他们的财政科研投入配置方式不是由官员来决定，而是更多靠同行评议；同时产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更是引入了市场手段，将创新的主体交给企业。

  所谓学术的交给学术，市场的交给市场。相较而言，我们的科技投入，很大程度由各级官方机构来主导，行政化、官僚化严重影响了科技资源的分配。譬如最近被取消院士头衔的李宁，作为“学术带头人”，其更像一个科技界的官员，垄断和决定太多的学术资源，最终中饱私囊，但评上院士后却不再有像样的科研成果。正如九三学社中央今年的政协提案所谈到，以行政为主导的科技资源方式往往造成政府职能的越位与失位并存。一方面，“有形之手”常常越过“无形之手”去指定产业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结果事与愿违；另一方面，在“市场失灵”的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有形之手”的力量尤显不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让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样很重要。

  最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村修二取得蓝色发光二极管(LED)研究成果的时候，只是在四国岛上的德岛市内一家小公司工作。这也提示我们，有必要改进现有的科技体制，即便是财政投入的科技研究资金，也应该通过市场手段，让小微科技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分一杯羹。

  引入市场机制，让市场配置科技资源。不仅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还要通过合理的晋升和利益分配机制，激化他们的创造力，让财政科技投入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