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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商话】在传统的中国，经济历来都是“政治经济”或曰“政策经济”，从来不是独立的单元。

  《金瓶梅》以山东临清一带作为故事背景。何以选择此地？除了作者对这一带的风俗、人情非常熟悉之外，也应该有着另外的考虑：既然主角是一个新兴商人，其活动的地方当然是商业繁盛之所。

  临清符合这一要求。第92回，西门庆女婿陈经济向其母要了200两银子开布铺，终日结交狐朋狗友，几乎将本钱蚀尽，又向其母要了300两银子，和伙计杨大郎去临清贩布。书中写道：“到了临清，这临清市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后来陈经济在临清开了个大酒店，“楼上楼下，有百十间阁儿”，“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说不尽肴如山积、酒若流波”。

  文学需要夸张，但证诸史实，临清当年的繁荣却也历历有据。

  对中国经济史稍有所知的人就都知道，位于山东西北部的临清在传统中国的商业版图上占有重要位置。不仅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曾于书信中说：“临清大贾沃饶，……舳舻以千计”，临清的繁盛甚至震动了异域观察者。

  公元1488年，即明朝弘治元年，遭遇海难的43名朝鲜人经由宁波、绍兴被驿传护送到京城，43人中的朝鲜文臣崔溥回到朝鲜后遵皇帝之命撰写此行之经过，即被翻译成中文的《漂海录》。在《漂海录》中，崔溥对慈溪、杭州等江南城市的繁华极尽赞美之辞，在其笔下，慈溪“江之两岸，舸舰如云”，杭州更是 “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崔溥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杭州“真所谓别作天地也”。

  在中国人眼里，江南城市的繁荣无足深怪，因为自宋室南渡，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江南城市就一直是如花似锦之地。让人意外的是崔溥笔下的临清，“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临清为什么如此繁荣？略具历史地理学常识的人可能很快会指出，这是因为古代京杭大运河的存在。临清位于大运河畔，是当时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而京城消费的粮食和各种手工业品又主要依赖运河北运，这一客观条件促成了临清这个北方城市的繁荣。

  类似分析视角当然不能算错。但在传统中国，经济历来都是“政治经济”或曰“政策经济”，从来不是独立的单元。假若单讲客观条件，江南城市应该永远没有民生凋敝的时候，然而在明朝却并非如此。史料记载，由于朱元璋建国后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江南一带就曾经“邑里萧然，生计鲜薄”。只是在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这对父子去世之后，随着皇权掌控能力的削弱，经济领域逐渐趋向于无为而治，市场和经济的规律逐渐发挥作用，江南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才能够得以重新恢复。江南如此，临清又岂在例外？

  西门庆在发迹之后说过一句“豪言”：“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祭供时焚化所用的纸钱）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一个人在赚钱太顺手时难免得意忘形，特别是对西门庆这样的新兴商人来说，金钱太神奇伟大了，佛祖和阴司那里也不能不需要金钱，也能用金钱搞掂，金钱的力量似乎压倒了一切。商业社会中的骄子产生这样一种观念、吐出这样一些“豪言”并不多么让人惊诧，但可惜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决定这终究只是一种暂时的幻觉。

  西门庆最后是纵欲而亡，其实不是这个结果又会如何呢？在钱赚得足够多之后，商人中的私人生活克制者最终不过是去广置良田，把对土地的占有当作一种追求罢了。商人没有成为社会单独的一极，他积攒的金钱又怎么会有更好的出路？在这里，千金散尽、及时行乐是否也是一种正常的人生态度？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