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庄周梦蝶】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大约是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底层人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是中国的鸡汤作家还是企业精英，都忙着给芸芸众生灌输一个名词——财务自由。而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有资格且有欲望追求并实现“财务自由”境界的社会群体，是中产阶层。

  尽管更多的人习惯将“中产阶层”称为“中产阶级”，但由于阶级是社会斗争的产物，所以在阶级理论逐渐被淡化的今天，中国的社会学界更愿意用阶层来代替阶级这一术语。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狂飙突进，中产阶层开始成为一种建立于经济物质基础之上的消费文化现象，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有这样一批收入不菲的人群喜欢喝星巴克、买LV，追逐奔驰和宝马。

  继而，中产阶层从面目模糊的消费群体，渐渐发展成为中国新兴的希望阶层。权威官媒《求是》杂志曾在十年前将中产阶层视为和体制内人员、传统的工人、农民相区分的新社会阶层，“从骨骼到肉体，从物质到精神”。而在学术话语体系中，其更代表了一种社会生活里的前进风向标。不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发展、壮大，是向着西方“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前进的良性指标。

  不过，中产阶层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却在近年来陷入了举步维艰的状态，不少经济学家将此带来的部分焦虑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他们被困于吃穿住行等刚性需求，例如飙升的房价，即便具备资格也需要参加摇号或者竞拍的车牌，以及子女的上学问题等。

  我有一个朋友，算是小有成就的学者，我们经常热烈地讨论关于中产阶层的这一个话题。他对于中产阶层的定义是，在一线城市至少拥有一至两套房产，月供在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在拥有车牌的情况下，能负担得起一部中档小汽车，每年出国旅游两次以上，不时能给妻子买一到两个Coach包。我直率地纠正了他的品味，建议Prada的手袋才应该是中产阶层的标配，除此之外，并无异议。

  令人尴尬的是，作为中产阶层的代表人物，朋友很快沦为了“负面”案例。有一回，我一边吃薯片，一边顺手按电视遥控器，赫然看到他正在电视上慷慨陈词。针对其中某一学术问题，我决定与其探讨。电话通了之后，朋友恼怒地告诉我，他正在如家的QQ大床房中为某杂志撰写一篇稿件，“以弥补家用”！原来，自从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后，朋友的中产生活开始“沦陷”了。由于请了月嫂，加上老家来了亲戚照顾婴儿，他的床位已被“霸占”，房贷、车贷加上奶粉钱、大孩子的择校费、日常生活费，简直让他不堪重负，于是“开源节流”，以往讲究体面的他，毅然选择入住快捷酒店里的特价房！我一边盯着电视机里那光鲜的形象，一边想象他在与其气质不相符的特价大床房中蓬头垢面敲击键盘的情景，忍不住又好笑又无奈。末了，朋友兴奋地告诉我：“我的钱包里只剩47元5角了！”看，这一位折翼的中产阶级，仍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好心态。

  社会学家们常常将中产阶层视为社会的稳定器，他们常常游离于既得利益者和下层人民之间的角力，也因此显得更为平和与屈从游戏规则。不过，在当代中国，中产阶层亦无法幸免于社会角力中滚滚而过的车轮碾压。在2011年的“7·23”温州动车事故中，作为一线记者，我曾真正体会到中产阶层无法与现实相切割的困境。在这一场震惊世人的灾难中，几乎所有的经历者可以归入浙江小城市里的中产阶层，闲下来，他们会带着儿女出游，会开车去度假山庄钓鱼，会去杭州的银泰百货购入中规中矩的时装，或者在小城特有的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或者啄上一盘螺蛳。他们的生活富足而安逸，遇难者遗体上的卡地亚戒指、AP手表，悲哀地证明了这一点。原本，这些人的人生，就像按着节奏开动的列车，从整洁的车站出发，开往明媚的未来，却在不可知的天灾人难中，踏上了永无归途的旅程。

  前些天，乱翻书看到一个比喻，说“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开在沙土上的花朵”，大约是“外表光鲜、揾食艰难”的意思。仔细想想，也是有些道理，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和当代畸形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牢牢捆绑在一起的。那么，说起来，作为一个码字工人，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大约是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底层人民。”

  （作者为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