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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钩沉】

  两宋期间经常发生饥馑，灾民起义不断。如果没有“宽饥民罪”政策，其破坏力或更强烈，政权因此早早断送也未可知。

  人吃不饱饭就要逃荒，逃荒就会形成巨大的迁徙潮。而大量饥民堵塞在路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处理不当就可能揭竿而起，对朝廷造成重大打击。中国历史上的起义绝大多数跟饥荒有关。对于这种风险，有些地方官意识不到，万一生变，往往简单地把责任往天灾或者高层决策者身上一推了之。有些眼光远大的官员则居安思危，解决问题于萌芽之中。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被外派青州的资政殿学士富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汹涌而至的灾民潮。他选择管辖区域内粮食富余的五个州，劝民出粟，得粮十五万斛。以前存粮都是转运、聚集到固定的官廪中，现在则因地制宜，择公私房舍若干，哪里有空间就放在哪里，使粮仓均衡地遍布辖区各地；山林河泊，只要能以之为食的，如树上的果实、水里的鱼虾、路边的草籽、田地中残存的块茎等，任由饥民取之，主人不得制止，其损失最后由官府打包补偿；死亡流民由官府派人统一埋葬到名为“丛冢”的公共墓地中，富弼亲自撰写祭文以奠之；流民渡过难关回乡复业者，仍一路包吃包住，直至其彻底安定下来。救灾期间官吏各司其职，严防死守，避免群体性事件，事后集体向朝廷请功。如果把嗷嗷待哺的灾民比喻为一股四处乱窜、随时爆发的洪流，富弼则是及时地将其导引至广袤的平原上，所到之处即消隐于土地中，无法形成破坏力。在一系举措之下，五十万灾民得以存活，另有一万多人从军，成为一支生猛的保卫力量。朝廷下令褒奖富弼，并总结了他的经验：“以前救灾，往往将灾民聚集到城郭之中，煮粥赈济。饥民拥挤不堪，互相踩踏，死者枕藉；或者引发病疫，相互传染；或者等待几天都分不到一口粥，活活饿死。名为救人，实为杀人。富弼之法简单易行，应天下推广”。

  但灾荒之年，走投无路的饥民饿红了眼，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如果他们真的做了违法之事，又该怎么办？宋《编年备要》卷五中讲，太宗淳化五年（994年）有“宽饥民罪”的提法，明确了这样一条原则：“因为饥饿而抢劫他人家中的粮食，只诛杀为首的人，其他从犯减轻刑罚，避免死罪”，并举了一个例子。说当时饥民抢粮盛行，以强盗论罪被诛杀的人很多。发生在蔡州的抢粮事件轰动一时，饥民张渚等三百一十八人按律皆当死。但知州张荣、推官（掌推勾狱讼之事）江嗣宗商议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为首的人杖脊若干，其余的人全部打板子放回家。事情传到上面，宋太宗非但没有责怪，反有所感慨，下诏褒奖张荣，令其开仓济民。同时遣使至诸道巡抚，提醒他们“彼皆平民，因饥取糇粮以图活命尔”。如果情形不是很严重，应便宜从事，不可一概加以强盗的罪名。咸平元年（998年），京兆府上奏说，今年谷贵，藏者惜售，有老百姓聚众持杖抢粮，依律当死，但察其情只因无粮可吃，请求免其死罪，等麦熟以后，新粮上市再恢复原律。宋真宗准奏。景德元年（1004年），寿州知州陈尧佐上奏，本地七十余人劫掠别人家的窖藏粟麦，以强盗计赃，应该全部是死刑。但兹体事大，请皇上出招。真宗下诏，令其杖责罪犯，刺配牢城，为首者发配到五百里外，其实也是免除了当事者的死罪。接下来，宋仁宗当政，也多次减免抢粮者死罪。

  对此，朝野并非“思想一致”，时有反对声音。大臣杨安国认为，如果一味纵容，不足以禁奸。仁宗则回答，天下百姓皆吾赤子，一遇饥馑，州县不能及时救助，饥民走投无路才抢粮，我再捕而杀之，不是雪上加霜吗？

  两宋期间经常发生饥馑，每次都出现大批的流民，多时达到数十万或数百万，灾民起义连绵不断。如果没有“宽饥民罪”政策，其破坏力或更强烈，政权因此早早断送也未可知。

  （作者系深圳作家）